五、不辱使命
★ 业主必须纳税
富兰克林父子于7月26日天晚时到达伦敦，第一夜是在米尔山的彼得·柯林森的家中度过的。第二天，富兰克林在柯林森家接待了到伦敦后的第一位造访者——威廉·斯特拉汉。柯林森是教友会教徒、商人，皇家学会的会员，多年来，富兰克林就是通过他向皇家学会报告他的电学实验和观察的结果的；威廉·斯特拉汉是伦敦的出版商，出版过约翰逊的辞典、休谟的第一部历史和后来亚当·史密斯、吉本、罗伯逊和布莱克斯图恩的著作，和富兰克林是通信14年的朋友却未曾谋面。他们两人和富兰克林一见面，便被他迷住了。斯特拉汉后来写信告诉黛博勒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每一方面如此完美地与我相投契。有的人在这方面，有的人在另一方面，而他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我合得来。”
几天以后，富兰克林父子已找好寓所，安顿下来，着手办理他此行身负的公务。
他首先去拜访了约翰·福瑟吉尔医生，几年前，富兰克林给皇家学会关于电学实验的信就是在他的敦促下方得出版的。福瑟吉尔得知富兰克林的来意后，认为他不应立刻就直接向政府申请，而是应该先向业主提出请求，并准备替富兰克林安排同业主托马斯·宾会面。
在等待同托马斯·宾晤谈的期间，柯林森通过弗吉尼亚大商人汉布雷介绍富兰克林拜会了枢密院议长格兰维尔勋爵。见面以后，彬彬有礼的格兰维尔勋爵询问和谈论了一番美洲的现状后，谈话便转入正题。格兰维尔说：“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政体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你们认为国王对州长的训令并非法律，以为你们可以任意决定遵守与否。但是这些训令……都是先由熟知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由枢密院考虑、辩论或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所以这些训令对你们来说是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富兰克林听了这话，回答说，“这对我是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宪章，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订的，它当然要呈请国王批准，但一经批准，国王就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所以虽然议会不经国王的批准不能制订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
谈话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错的。就这样，富兰克林告辞回寓所去了。和格兰维尔的谈话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他看出，国王的一位大臣谈论此事的口吻同业主们竟然如出一辙，他感到这次到伦敦向国王申诉，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8月中，富兰克林和以托马斯·宾为首的业主在春园举行会谈。富兰克林陈述了议会申诉的要点，但业主们要求他用书面一一列出来交给他们。8月20日，富兰克林把一份书面的申诉要点交给他们时，他们又要他和他们的律师谈。富兰克林拒绝了，声言除了业主本人他不和其他任何人谈判此事。
这以后，直到1758年11月，业主们才准备了一份答复寄给宾州议会，指责富兰克林没有按正常礼节处理此事，理由是富兰克林在交给他们的申诉要点上没有写上“宾夕法尼亚州真正的绝对的业主”的称呼。然而，就在一年多的时期里，宾州议会已经说服丹尼州长通过了一个议案，规定业主的财产也要像人民的财产一样纳税。议会已没有必要回答业主的责问了。而业主们所要做的就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来的时候，设法阻止国王加以批准。
就在焦急等待的过程中，富兰克林病倒了，一病就是8个星期。起切，他感到忽冷忽热，当冷或热过去时，他便认为自己痊愈了，挣扎着企图出门去办事。不想一开门吹了风，马上又病倒了。他写信告诉妻子说：“我的好医生〔福瑟吉尔〕对我违背他的警告和嘱咐十分气恼，要我保证以后更加注意。他非常细心，非常亲切地照料我，贤惠的房东太太也好心地伺候我。”这封信写于11月22日，是福瑟吉尔允许他写的第一封信。
他在恢复期间，还接待了不少来访者。其中有麻萨诸塞前州长谢利，富兰克林在殖民地邮政事务上的合作者威廉·亨特，还有詹姆士·拉尔夫。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拉尔夫友善而忠实，他得知他在美国的女儿和外孙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但他不愿意让他现在的妻子知道他有这个女儿。富兰克林告诉妻子，“在难得的晴天，我冒险在中午时分到室外去。我碰上的同有识之士的愉快交谈，名人们对我的注意，是在目前远离家庭和朋友的痛苦中给我的最大安慰。”在养病当中，他到周围的店铺去为妻子和女儿买礼品，包括各式各样的时装和衣料。到1758年2月，在房东太太的帮助下，他托运回去两箱这类礼品。6月，他花了一大笔钱——42个畿尼①——买下了上次因朋友的劝阻没有买的大键琴②，送给女儿。思乡病折磨着卧病后感情脆弱的富兰克林。他体力稍有恢复，便去出席皇家学会的宴会，频繁地乘车去怀特莱恩、去蒙塔古宅邸，去朋友的家中以排遣乡愁。
①畿尼，英国旧时的金币名，相当21个先令。
②大键琴，钢琴的前身，盛行于16、17、18世纪。
在业主们拖拉延搁答复的长时期里，富兰克林不期然而然地有了从事科学探索的空闲。这次到伦敦来，他随身携带或是就地设计制作了最强有力的电学器械。1757年12月21日，他写信告诉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尔关于在宾夕法尼亚时一例电疗瘫痪病人的效果的记述，他写道：“我从不知道对永久性瘫痪病进行电疗的疗效。我也不敢妄自断言，这种明显的短暂的疗效，由于病人作长途行走练习并每日到我家来，由于它对病人带来成功希望的精神作用使病人花更多气力去活动他们的肢体，会维持多久。”他和第一个在英国从空中引下雷电的约翰·坎顿成了朋友；他还为哈佛大学购买电气设备，认真地装配它，并为之配备了一份详细的说明书；
他还在1758年5月和儿子一道到剑桥大学和化学教授约翰·哈德里一道作蒸发实验，并由此想到许多用水的蒸发来降温或测风向的事例。
7月初，富兰克林到剑桥大学参加了毕业典礼，受到校长和副校长的隆礼相待。那以后，富兰克林父子就出发到诺桑普敦去探访他们祖先的家乡。两位美洲的富兰克林到了爱克顿，在那里，英国的富兰克林们在他们那块小小的自由持有地上生活了那么久。现在，那块土地已经被并入了另一家农庄，老宅子里办着一所学校，那是一幢衰朽的古老的石头建筑物，仍被人认做“富兰克林宅”。富兰克林家的祖先们就是在这幢宅屋里出生、结婚、下葬，一直延续了200年。富兰克林父子在教区牧师妻子的指引下，在教堂院子里找到了富兰克林家的墓碑。墓碑上长满青苔，碑文难以辨认。那妇人叫人拿来一把硬刷子和一盆水，把碑清洗干净，再将碑文临摹下来。然后，父子俩离开了爱克顿，向伯明翰而去，寻访黛博勒娘家的亲属，他们所在的地区比富兰克林家更为僻远。
回到伦敦，已经是9月，富兰克林接到了共读社两位朋友——书籍装订工斯蒂芬·波茨和测量局长威廉·帕森斯——去世的消息。富兰克林难过之余，回想起两个朋友的一生，不由得在给带信来的休·罗伯茨的信中感慨万千：“两个人都有不寻常的性格。帕森斯是聪明人，可老干蠢事；波茨是一位智者，做事却总是欠明智。假如‘知足’是使人幸福的手段，那么他们中的一个人没有享受过什么却总是拥有这手段；另一个人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这手段。帕森斯置身财富之中却总是烦躁不安；波茨居于贫穷可总是笑容满面。那么看来是，此生的幸福与其说仰赖于身外的状况，不如说取决于内心世界，除了智慧和美德，邪恶与愚蠢的自然而然的影响，还有这样一种东西即幸福的性情或不幸福的性情。”
12月到了，看来是具有他所说的幸福的天性的富兰克林将他房里的壁炉改造一番，使它既省柴，散热量又大。他的朋友们纷纷仿效，一时间，这种炉子竟然相当流行起来。
1758年元月，波士顿出现了古怪的谣言，说富兰克林被授予从男爵爵位，并被任命为州长了。但富兰克林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荣誉却是在2月12日被圣安德鲁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晚些时候，他到苏格兰去旅行，于9月5日爱丁堡给予他市下院议员和同业公会成员的荣誉。他会见了不列颠最敏锐的思想家大卫·休姆，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后来的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格拉斯哥的教授亚当·史密斯。富兰克林父子还造访了普列斯顿菲尔德的医学院院长亚历山大·迪克爵士。格拉斯哥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则陪伴富兰克林经珀斯到圣安德鲁大学，在那里，富兰克林得到了学位证书。
富兰克林此行结识的最亲密的朋友是爱丁堡的开庭法官卡姆斯勋爵。在回伦敦的途中，富兰克林在贝里克的卡姆斯家中停留了数日。卡姆斯夫妇在富兰克林父子前往约克的路上伴送了他们一程。富兰克林父子在约克郡和林肯郡逗留了几个星期后，年底回到了伦敦。富兰克林对苏格兰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认为它是他“将选来度过余生的国度”，对卡姆斯，他在信中除了友好的问候外，还谈到自己对英帝国的看法，他说，“我久已有了这样的观点，大英帝国未来辉煌和稳定的基础在于美洲；尽管如同其他的基础一样，它们既低且不为人所见，但它们之广阔和强大足以支撑起人类智慧从未树立起来过的最伟大的政治结构体。”美洲的富兰克林念念不忘的仍是北美洲殖民地。
在等候业主答复的时间里，富兰克林绝不只是等待，他要争取一切机会，为他的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他除了和见到的每一个可能有影响力的人谈这件事，而且诉诸于出版物，以求影响公众舆论，目的是“消除过去在人为和偶然的机会散布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中不利于我们的偏见，为我们争取没有隔阂的人类的良好看法”。（1758年6月10日致州议会的信）。他计划出版一本书，把这场争执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书名为《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政府的历史回顾》。这本书于1758年6月写成，但其出版却被延搁了一年左右。书的作者是一名英国律师，匿名写的。书中犀利的语言刺中了业主的痛处，业主被激怒了，他们以为该书系出于富兰克林的手笔。富兰克林于1759年6月9日写到业主宾时，说：“无论我在哪里见到他，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总是出现一种奇特的神情，那是由仇恨、愤怒、恐惧和烦恼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作为业主，这些人每年从其领有的殖民地获得大笔的收入，但是出于阶级的偏见，他们自视为那一州的所有者，却又不愿对它的发展甚至安全负任何责任。这时，他们的感觉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受到了威胁，这威胁不仅来自顽固的议会，也来自这个来到伦敦的狡猾的能人，煽动舆论来反对他们以便褫夺他们的领地。他们决心阻止这一企图得逞。
1760年6月，枢密院种植园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反对宾州议会通过、州长签署的发行纸币10万镑以及业主的地产也须纳税的议案，理由是它“公然践踏天赋公理，英国法律和皇室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原打算不久便到爱尔兰去的富兰克林留在伦敦度夏，参加对此案的审理。
在审理中，业主和他们的两名律师极力陈说如果按照这项议案向业主征税，业主必将因负担过重而破产。富兰克林和他的两名律师则反驳说，这个议案并不含有这样的意图，估税人员也都是诚实而谨慎的人，增加业主的税额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好处，他们不会因此而违背他们要合理估税的誓言。
此外，富兰克林一方强调指出废除这一法律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宾州已经发行了相当于10万镑价值的纸币，用于英王军务，纸币已经在民间流通。法律若遭废除，纸币顿时成为废纸，不少人必将因此而破产，对宾州来说不啻一场灾难。
听到这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示意富兰克林跟他出去。他们到了秘书室以后，曼斯菲尔德问富兰克林是否真的相信执行这项法律时业主的财产不会受到歧视。富兰克林作了肯定的回答。曼斯菲尔德接着问：“那么你不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吗？”富兰克林答道：“一点也不反对。”于是，曼斯菲尔德将业主的律师请来。经过一番讨论，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在议案的基础上略作修改。
8月28日，种植园事务委员会表示赞同这项法律，但须对它进行某些修改。
9月2日，英王批准了这一议案。
在这项法案的审理中，业主终于认识到，达成妥协比废除法案要好，而富兰克林作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这场斗争以宾州议会获得胜利而告终。业主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所要维护的封建特权在英、美社会已是过时的东西，英王自己在英国也是要纳税的。
9月中旬，富兰克林带着儿子心安理得地离开伦敦，去了考文垂，在那里又计划去柴郡、威尔士、布利斯特尔和巴斯，后来又游览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到11月中，他们已回到了伦敦，而且就留在了伦敦，因为富兰克林已担任了宾夕法尼亚的官方代理人，暂时回不了美洲。
★ 伦敦的“家”
富兰克林在伦敦有一个“家”，它和他在费城的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人口很多，规模较大。这个家不仅给了他住处，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亲情，使他在旅居伦敦先后长达15年的日子里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这个家位于伦敦斯特兰德的克雷文街7号。是宾夕法尼亚在伦敦的代理人查理先生在富兰克林父子抵达伦敦之前就帮他物色好的。房东是一位孀居的夫人，名叫玛格丽特·斯蒂文森，带着女儿一块过活。女儿名叫玛丽，家人称她“波莉”。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宅子里，富兰克林父子及其仆人占用了4间屋子。
富兰克林从费城带了两名仆人同行。一个名叫彼得，主要随侍富兰克林并打杂。到伦敦不到半年，他便熟识了城里的大小道路，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办事了。另一名是个奴隶，名叫金。金主要伺候威廉·富兰克林，有些笨手笨脚。他从美洲来到伦敦以后，逐渐熟悉和适应了新的环境，一年以后，他逃跑了，从此以后便不知去向。
在到伦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富兰克林雇了一辆马车作为专车，每月租钱12畿尼。这样，富兰克林有和善的房东斯蒂文森夫人照顾，有仆人侍候，出门有专用马车，平时和朋友们频繁交往，俨然有了一个新家：除了儿子以外，玛格丽特·斯蒂文森仿佛是他的姐妹，房东女儿波莉如同他的女儿，这种家庭气息在他苦苦思乡思家的时候给了他最大的慰藉，也是他长期远离真正的家庭生活的某种补偿。他始于1757年出使伦敦的客居国外的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估计，那时他预期可以在次年（1758）春季返回美洲，到了春季，他又以为可以在夏天和家人团聚，再后来，回家的日期一年一年地往后延搁。
到了伦敦以后不久，威廉·富兰克林便进入米德尔·谭波尔学校学习法律。他还是和在费城时一样，活泼好动，衣着打扮上追求时尚。富兰克林曾有意鼓励儿子和波莉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当初曾使父亲在生活上走过一段迷途的“年轻人难以控制的感情冲动”同样也在儿子身上起作用了。威廉开始和一些女人交往，一直到1760年初，一个不知名的女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孩子被取名为威廉·谭波尔。富兰克林对儿子的行为感到沮丧，但是，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孙子，并且及时地将他领回自己在伦敦的家中抚养。1760年11月到1762年8月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富兰克林主要是在伦敦活动，只在1761年的八九月间和儿子威廉到比利时和荷兰作了一次短期访问。
父子俩参观了格亨特和布鲁吉斯的教堂，然后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洛林亲王热烈地欢迎了这位科学家，带他观看了自己的物理实验室。在莱顿，富兰克林拜访了马森布洛克。一年前，马森布洛克曾将欧洲所有电学方面的重要作品整理出一份目录表，送给了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在海牙，富兰克林和英国大使一同进餐，他们准备回到伦敦，以便能赶上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在富兰克林心目中，乔治三世是一位贤德、开明的年轻君主。
在富兰克林和斯蒂文森家的关系中，他和波莉的交往值得一提。那是一种介乎父女之间和忘年之交之间的友情。
在威廉·谭波尔出生之前的1759年5月，不知道是由于富兰克林对威廉和波莉居间作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波莉离开了克雷文街的家，去和在埃塞克斯的万斯特德的一位姨妈住在一起。后来，波莉请求和富兰克林以自然哲学为话题定期通信。富兰克林在他1760年5月1日的信中答应了，但他也写道：“可为什么你要在决定（如我所听说的）独自生活的时候，借修心养性使自己成为对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来说更为亲切，更为合意的伴侣呢？如果我们如你所提议的研讨伦理和自然哲学，我想在我充分树立我作为导师的权威之时，我要先教给你一星半点‘责任’这一问题。”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建议她阅读他推荐的书，然后把她的思考和问题写信告诉他。
那年夏天，波莉从布利斯特尔写了信来，问那儿的水在春天还很凉，而在抽水的过程中，水却变暖了。对这个问题，富兰克林没有冒险去回答，他在复信中引用了他在谢尔登的书中读到的一个妇女所说的话，“在弄清事实之前勿作解释”。但他的下一封信却是他给波莉的信中最长、也最专业化的了，信中谈到的是河水的潮汐问题。写完了信，富兰克林才想到读信人对信中所写真的会有兴趣吗？于是，他用一句巧妙的道歉作为信的结尾：“在给一位年轻姑娘写了6大页对开纸的哲学问题以后，还有必要在最后致礼吗？这样一封信本身不就是致礼吗？”的确，并不是每一个姑娘都有机会读到这样一封信的。
富兰克林对波莉谈论得最为详尽的是关于“衣料上的日光热”问题，那是他多年实验得出的结论。他在信中写道：
“由于我找不到我的实验笔记来寄给你，我只得凭我的记忆来告诉你。……我从一个裁缝的图样卡上取下了一些各种颜色的小块宽幅布，其中有黑色、深蓝色、浅蓝色、绿色、紫色、红色、黄色和白色以及其他颜色和深浅不同的各种颜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把它们拿出去，铺在雪地上。几个小时以后（现在我已不能说出精确的时间了），那块黑布由于在阳光下变得最热，陷进雪里很多，仿佛是被光线按下去了似的；深蓝布也陷得差不多深，而浅蓝布则不如深蓝布陷得深。其他的由于颜色更淡，也就陷下去更浅；白布停留在雪面上，一点也没有下陷。
“在哲学上有意义的难道在实际中就没有什么用途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知，黑布不如白布宜于在炎热的阳光逼人的气候或季节里穿用吗？必须在阳光下行军或工作的士兵和水手应当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穿白色制服吗？夏天的帽子，男式或女式的，应该是白色的，因为白色可以把热量反射回去，那热量会使人头痛，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有致命的危害。”就这样，富兰克林用最简单的实验证明自己的看法，比欧洲人普遍知道在热带应穿淡色衣服早一个世纪，提出了浅色衣料这一明显的优点。
在伦敦期间，富兰克林还研制了一种称为“玻璃琴”的乐器。那是他根据理查德·波克里奇1743年发明的“音杯”的原理研制而成的。音杯是在一些不同大小的玻璃杯里盛上水，排在桌子上，每只玻璃杯音调的高低可以用增减杯中之水来调整。然后用手指敲击杯的边缘便可奏出曲调来。富兰克林从皇家学会得知了这样的乐器，他为“音杯”音质的甜美所倾倒，同时也感到它使用起来颇为不便。于是他便动手来改制。他订制了一套半球形的玻璃器皿，一共37个——刚好够3个8度音阶及其所需的半音之用——每一个的中央有一个孔。这些半球形的玻璃器皿大小不一样，最大的直径为9英寸，其他的直径依次缩小，最小的直径是3英寸。这些“音杯”被按大小依次穿在一根长轴上，相互重迭，但互不接触。穿上了“音杯”的长轴被水平地装在一只长匣里，长匣下面有4条腿放在地上，有些像大键琴，演奏者演奏时坐在这木匣前，用一块踏板带动，转动那根轴，就像带动一只纺车转动一样。同时用手指敲击动着的“音杯”的边缘。手指用力大小不同使得奏出的音有强有弱，也可任意使每一个音持续多久。富兰克林将这种乐器称为“阿莫尼卡”（玻璃琴）。
阿莫尼卡问世后，骤然流行于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在伦敦，一架按富兰克林的规格复制的阿莫尼卡卖到40畿尼一台。玛丽安·戴维斯于1762年初在英国公开演奏阿莫尼卡，然后带着它到意大利去旅行，并把它引进到维也纳的帝国宫廷，后来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公主跟她学习过弹奏阿莫尼卡。琴音之优美悦耳使它风靡一时。在一次皇家婚典上，玛丽安用这个“富兰克林创制的琴”为歌唱家谢西利亚·戴维斯演唱的作曲家梅塔斯塔西奥谱写的歌曲伴奏。1764年，这种琴传回了费城，并在议会大厅公开演奏。在音乐之乡德国和奥地利，这种琴制作得最多，在很长的时期里，由于他发明的阿莫尼卡和避雷针，富兰克林在德国的乐坛和电学之苑中同样地享有盛名。阿莫尼卡在那里被人效仿、加以机械学方面的改进、调整。包括莫扎特和贝多芬在内的音乐大师为它谱写乐曲。到了1800年，阿莫尼卡忽然不再流行，原因据说是玻璃杯的震动对演奏者的神经有影响。
由于阿莫尼卡不再流行，后世一般不大提及富兰克林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但他对音乐的确十分喜爱，也有很深的理解力。他在共读社的聚会上和同伴们轮流唱歌，创作歌词，还抽时间学习弹奏竖琴、吉他、提琴，也弹他的阿莫尼卡。不论是在费城、在伦敦还是后来在巴黎，他以此自娱并使朋友们开心。而在1757—1762年这段时间里，在工作之余，比起其他的各种写作和实验，他更加投入于他在音乐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之着迷。
1762年1月，富兰克林决定返回费域，由于英法正在交战，他得等待军舰护航。就在等待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民法博士学位。4月底他去了牛津。在30日举行的典礼上，宾夕法尼亚省在英王陛下朝中的代理人、北美邮政总代理、皇家学会会员、声名卓著的富兰克林被授予了这一学位。威廉·富兰克林在同日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其后便是朋友的挽留和离别。
斯特拉汉一直想让富兰克林留居伦敦，不再返回美洲。他曾经写信给黛博勒·富兰克林，劝她到伦敦来。但富兰克林知道自己的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远涉大洋到英格兰来生活，他也不会坚持要她来。后来他又认真地向富兰克林谈到自己的儿子和萨拉的婚事（在富兰克林到伦敦来之前，两位朋友曾在信中戏言此事，当时萨拉才六七岁，那男孩也只比她年长三岁）。富兰克林把这事转告了妻子。可黛博勒自己不肯到英国来，又不愿意萨拉离开自己，使得这件事只得作罢。其后，斯特拉汉仍不断劝说富兰克林留下来，但富兰克林的回答是：“你的劝说很有力量，可以说服我做任何事。但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必须回去”。并说他此去可能是永远地离开英国了。但是，在富兰克林内心深处，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和斯特拉汉的劝说相应和。8月23日，富兰克林在即将登船之际从朴茨茅斯写信给斯特拉汉说：“目前，理智将我拉向大洋的彼岸，而意愿却叫我留在这里。两者中通常何者占上风，你是知道的。……倘若我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说服富兰克林夫人前来伴我，那就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船终于驶离了朴茨茅斯港。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次长而愉快的海上旅行。“因为在一艘军舰的护卫下，我们有10艘船同行。天气宜人，风向也顺，不同船上的旅客不时地互访和共餐；我们还在令人赏心悦目的马德拉岛上游览，在途中小客栈中休息。在那里，我们补充了我们的食物储备，购进了许多点心。其时，正值岛上的葡萄收获季节，我们在客舱的天花板上挂起了一串一串的葡萄，在后来的好几个星期中，葡萄成了我们的餐后甜食”。那次航行的时间特别长，是因为10艘船必须齐头并进，只能以最慢的船的航速航行。快船只得缩短每天的航程，有时还需要停下来等待后面的船跟上。“这是我们结伴前行的唯一美中不足，但它为更大的安全感、平时船之间的相互关照和其他令人愉快的交往所大大地弥补。”
这一次返回费城，威廉·富兰克林没有和父亲同往。他在船队启碇之前，被任命为纽泽西州州长。这项任命是乔治三世的国务大臣也是宠臣布特勋爵一手促成的，意在以此影响富兰克林对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当然还有业主的立场。托马斯·宾们相信，这一定会使富兰克林的立场有所改变。
9月，新任纽泽西州长威廉·富兰克林在伦敦同西印度群岛出生的伊丽莎白·道恩斯举行了婚礼。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海上，向着宾夕法尼亚的费城航行。
★ 民军领袖
11月1日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家里，从他踏进家门，和亲人短短地相见之后，家中便从早到晚挤满了前来看望他、庆贺他的归来的朋友们。这使他感到欣慰。因为他在伦敦时曾听说朋友们不再忠实于他，这时看来，那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传闻。
而他的乡人们已在一年一度的州议会选举中把他选入了议会，正如在他出使英格兰的5年中每年所做的那样。人们埋怨富兰克林不该那样悄悄地回到城里，不然的话，他们要派出500骑把他迎入城来。1763年2月19日，议会的议长代表议会发言，“为他特别为本省尽心尽力完成使命，也为他一样地报效美利坚而做的大量而重要的工作”而向这位代理人致谢。
富兰克林受到的欢迎也来自他的朋友凯瑟琳，现在是格林夫人。她从罗德艾兰写来了信，恳请他去看她。1月里，富兰克林答应她，如果那年夏天去新英格兰（他已计划要去），他一定在途中顺访沃里克。
2月，威廉·富兰克林从英国回到美洲就任纽泽西州长之职。他将州长所在地设在伯林顿——当年他父亲从波士顿出逃，在此偶然找到一只去费城的船的地方。富兰克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儿子的治下巡视了一番，最后满意而归。他看到儿子轻易地平息了一些对自己的不满，不仅结交了一些朋友，甚至还能化敌为友，将当地政务处理得颇为妥贴，不觉从儿子的这些方面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3月28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大西洋彼岸的斯特拉汉，“我刚从他的辖区旅行归来，我高兴地看到他在所到之处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极大尊敬甚至爱戴”。毕竟，当州长本身很难说是一桩不幸的事。
富兰克林将归美后第一年的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邮政事务。当时，加拿大已在英国手中，纽约和蒙特利尔及魁北克之间必须建立某种通讯联系。富兰克林视察了从南部弗吉尼亚到东部新英格兰的地方邮政局。1763年4到5月，他在弗吉尼亚逗留了三四个星期同他的新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会晤。6月，他在纽约和那里的新州长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及驻美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晤谈。
在纽约，已经20岁的萨拉·富兰克林同他的父亲会合，然后两人一同前往新英格兰。再到沃里克去拜访格林夫妇。在沃里克期间，富兰克林不慎从马上摔下跌伤，受到了格林夫人凯瑟琳的悉心照料。当父女二人出发往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去时，格林夫妇送了他们一程又一程。凯瑟琳依依不舍，希望他们从波士顿返回时，再到沃里克来作客。然而，事与愿违，在从朴次茅斯返回时，富兰克林再一次坠马摔伤，肩骨错位。那时已是9月初了。3个星期以后，他们还耽搁在波士顿，富兰克林的胳膊还在痛。一直到11月1日，他们才在旅行了2千余公里之后回到了费城的家，当然是直接回去的。富兰克林和凯瑟琳此生只剩下一次见面的机会了。
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和约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北美的英法对抗也停止了。然而，它并没有带来北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和平。印第安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殖民者的所为，预计到在军队退去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夺去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在故土打猎的权利。因此，印第安人，包括一向同英国殖民者友好相处的“六族”印第安人都在骚动不安起来。1763年夏季，在亲法的印第安人中爆发了一场被称为“旁提亚克阴谋”的大范围暴动。旁提亚克是渥太华族印第安人的首领。西部的印第安人向从底特律到皮特堡的长长的边境线上的英国人发起进攻。底特律和皮特堡的守军总算保住了这两处边防要塞，但是在5—6月期间，尼亚加拉以西的其他每处边防军队全都遭到突袭和屠杀。
其后，俄亥俄的各处堡垒也陷落了，像在数年前布雷多克的英军战败以后一样，一股一股的印第安作战人员蹂躏了东至坎伯兰县的宾夕法尼亚全境。一些边地的英国殖民者开始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兰卡斯特县，一些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城的苏格兰——爱尔兰籍移民组织起来，自称“帕克斯顿之子”，却将怒火发泄到和平居住在宾州境内安分守己的印第安人身上。一些这样的印第安人，如在莫拉维亚派教徒保护下的伯利恒附近的印第安人，已安全迁徙到费城。但在12月里，50多名“帕克斯顿之子”突然闯入兰卡斯特附近康内斯多哥族印第安人的和平村庄，杀死了全部村民。11月起，州长约翰·潘两次发布公告悬赏捉拿这伙罪犯，可是毫无结果。
对“帕克斯顿之子”屠杀和平的印第安居民一事，宾州居民持有不同看法。边境各县一向认为州政府抛弃了自己，州府之人对边境安全既冷淡又自私，他们只好自己来处理边防，而此时此刻则将这股宿怨用来同州府唱反调。如兰卡斯特人就支持或谅解这些杀戮，使得这伙嗜血的暴徒从团伙发展为数百人的军队，窜犯到费城，叫嚣要将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并口念圣经经文以为他们残暴行径涂上几分正义的色彩；东部的长老会派教徒也倾向于赞同他们，还有那些正直的国教徒、仇视印第安人的暴民，而且有人怀疑到因产业所有权问题而仇视教友会教徒的宾及其参事会也有这种倾向。宾夕法尼亚境内的印第安人眼看要大难临头。
在这种情势下，富兰克林认为，无论“帕克斯顿之子”的行径还可以是别的什么，它首先是彻头彻尾的暴行和残杀。1764年1月，他用热烈的感情和动人的笔调写下了《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一文，在文中，他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淋漓尽致地叙述了屠杀的经过，然后写道：
“有些人想为这种重大的罪行开脱，说是‘边疆的居民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最近的这次战争中被敌对的印第安人杀害而激怒了’。这很可能。然而，尽管这可以给他们以正当理由进入丛林中去搜寻那些杀人者，并向他们复仇，但却绝没有使他们有理由转身进入内地去谋杀他们的朋友。假如一名印第安人伤害了我，接下来我就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报复吗？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有着部落、民族和语言上的区别，和白种人一样。在欧洲，如果法国人——他们是白种人——伤害了荷兰人，荷兰人就该因为英国人也是白种人而向他们报仇雪恨吗？这些不幸的人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生着红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而看来是这种人中的某些人杀害了我们的亲属。如果为这样一个理由就可以去杀人，那么，假若一个脸上有雀斑、头发是红色的人杀了我的妻子或孩子，我就可以在以后杀死我在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的有雀斑的红发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复仇。
“这在欧洲是没有教化的民族之所为。难道我们是到美洲来学习并实践野蛮人的做法吗？但是，即使作为野蛮人，他们也只对敌人才这样干，而不是对朋友。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与这样的人为邻，他们真是不幸！”“简而言之，事情似乎是，他们在已知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都会得到安全，除了在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的基督教白种野蛮人的邻近地区！”
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表之后，暴徒们顿时名声扫地。费城的大多数居民决心不让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遭到屠杀，也不让城市被入侵。就在传闻暴徒即将到来的一片恐慌之中，头脑冷静的富兰克林组织了又一个协会，自己第一个报名，数百市民跟着加入，拿起了武器。
2月3日，州长召集议会，要求通过一项关于暴乱的议案，这在当天就完成了。8日，议长和15名议员碰了头，又匆匆散会了。突然，有人报告说，有一些暴徒正杀气腾腾地向城市逼近。全城都紧张起来。当天夜里，州长亲自来到富兰克林家中，后面紧跟着他的参事会参事们，来向富兰克林求教。不久，暴徒们在另一处渡口过了河，叫叫嚷嚷地来到距费城14或15公里的日耳曼城。在那里，他们停下来了。富兰克林应州长的请求，只带了3个人出城来见他们。
富兰克林他们4个人脸上露着不惜一战的无畏的神色，但对闹事者仍晓之以理。他们心里是紧张的：如果暴徒坚持要进入费城，费城人民即将面临一场浴血厮杀。
万幸的是，一番唇舌之后，暴徒们转身后退了。外表一直镇定如常的富兰克林望着他们退去，松了一口气，和同伴们回城去了。
11日，暴徒们便散去了。
3月14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了福瑟吉尔这番经历，“在4个小时零20分钟里，你的老朋友是一名普通士兵、一名参事、某种意义上的独裁者、一名派去与一群乡村暴众交涉的大使。一旦回了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一事件，暴露了州长及其政府的庸懦无能，他们越来越遭到人民的蔑视。州长等人则加深了对富兰克林的忌恨。外患既经消除，议会和州长即业主之间的矛盾再一次激化，这一次，业主在宾州的统治开始动摇。
暴乱平息以后，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国民自卫队议案和拨款议案，但马上被州长约翰·宾否决了。其后，关于拨款的议案在议会和州长之间往返了一个月，仍不能达成一致。3月24日，议会将这一议案再次交给州长，并附上一张便条，那便条可能是富兰克林写的，措辞强烈并带有刺激性。同一天，议会决议休会，并决定上书英国国王，把宾夕法尼亚“转归他直接的保护和治理”。
在休会期间，富兰克林撰写并印刷了一本题为《关于我们公共事务目前形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在4月12日夜里散发到城里各处。在小册子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业主统治者并非比其他的统治者更坏，在业主统治下的所有人民也不比在其他统治者之下的人民处境更坏；既然争执由双方引起，那么双方都有责任，其原因不在于人类思想的邪恶和自私，而应该在于宪法，在于业主政府的性质本身。
这一小册子的发表在费城的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已经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普遍的不满。1764年3月，英王的忠实朋友乔治·格兰维尔宣布了向殖民地征税和管理殖民地贸易的新法规，包括当时提出的印花税议案。富兰克林自己也因之改变了对乔治三世的看法，从原来坚信“他那使人民幸福的真挚愿望的美德和良知”变为发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像“泥土在制陶者手中”一样握在英国当局手中。但他那根深蒂固的殖民地和宗主国是个整体的观念，使他看不清宗主国是在有意削弱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和制造业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有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发觉自己的思想已经落后于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脱离了殖民地人民中正在升温的革命情况。
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年轻的律师约瑟夫·加洛维。在富兰克林出使英国期间，加洛维多少代替了他在议会中的位置。此时，加洛维同富兰克林一样，相信乔治三世“只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愿望，他将委派一位州长，这位州长不受业主指示的制约，会自主地同议会一道，使健全的法律生效”。
站在他们对立面上的反对派以另一位年轻律师约翰·迪金森为首，他承认业主政府的不善，但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去以为内阁将委派比业主的州长更好的州长。
议会在5月间开会，真正的议题是向英王请愿，要求英王直接统治宾夕法尼亚。这时，伊萨克·诺利斯辞去了他荣任14年之久的议长之职，富兰克林当即被不记名投票选举通过继任这一职务（5月26日）。于是，富兰克林以议长的身份签署了他起草的请愿书。其后，他主持了5月会期中剩下几天的会议和9月的短期会议。10月1日的议会选举临近了。
在竞选中，迪金森将他在5月辩论中的讲话印成小册子，上有威廉·史密斯写的序言；加洛维则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富兰克林为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主要是颂扬议会，抨击议会的敌人。但是，在人们画的漫画中，报纸的批评中，人们尖锐的指责中，富兰克林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
费城的选举结果揭晓了，在近4千张选票中，加洛维以25票之差失败。但是在州议会中，加洛维一方仍保有多数，因而在新一届议会开会时，他们不仅决议向英王请愿，而且还于10月26日选举富兰克林为代理人，会同现任宾州代理人理查德·杰克森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使命。反对派举行游行反对这一选派。和在竞选中不同，这一次，富兰克林回答了。11月5日，他写了《评最近的一次抗议》一文，它的结尾是这样的：“现在我即将离开（也许是最后离开）这块我爱的国土了，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大部分。……我祝愿我的朋友繁荣昌盛，我宽恕我的敌人。”
黛博勒仍然不愿远渡大洋，也不答应富兰克林带萨拉同去。11月17日他只好把落成不久的第三街、第四街之间的市场街上的新宅屋留给了她们，独自一人出了家门。他和黛博勒都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去了10年，更不知道这一别竟成了永决。
富兰克林由300位朋友骑马陪同到距费城21公里的切斯特搭船，从那里，加洛维和另两位朋友伴随富兰克林登船，一直送他到纽卡斯尔才下船离去。
这次航行一路顺风，1764年12月9日，富兰克林乘坐的船已经抵达怀特岛。富兰克林下船登岸，立即赶往克雷文街的斯蒂文森家。他进了门，发现家中只有女佣一人。好一会儿过去，街门响了，玛格丽特·史蒂文森走了进来，看到富兰克林，她手里拿的东西不由掉落在地上。
在大洋的另一边，朋友们得到富兰克林顺利抵达伦敦的消息，有的把钟声敲响了直到深夜，有的举杯祝他健康，共读社的休·罗伯茨则直到夜深了还不睡觉，一直讲着40年来自己知道的富兰克林的各种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