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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档——杜普蕾/巴伦博依姆: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全集（EMI-2CD）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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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了红颜
荣誉会员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06-05-12

夫妻档——杜普蕾/巴伦博依姆: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全集（EMI-2CD）



Beethoven - The 5 Cello Sonatas
杜普蕾/巴伦博依姆: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全集




[mp=650,45,true]http://www.musicool.cn/xy060512/boris/classical/Beethoven/101.mp3[/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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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见封底





    巴伦博依姆与杜普蕾相识于华裔钢琴家傅聪在英国的家中，情投意合，于1967年缔造良缘。巴伦博依姆指挥多家乐队与杜普蕾录制了一些至今广为流传的经典大提琴协奏曲唱片。可惜杜普蕾后来患了绝症，红颜早逝，令人悲叹！在这张EMI双CD中，巴伦博依姆以一个钢琴家的身份与杜壮士普蕾合作录制了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全集，这对夫妻档演绎的如何，各位自己听吧





我们的自由天空



分晓—编辑



（转自炫音音乐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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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2 16:53:1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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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了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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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06-05-12
《杜普蕾传》，了解真实的杜普蕾
杜普蕾传》作者序




　　演奏令人浑然忘我，进入一个世外桃源，有如羽化登仙、遗世独立，快乐无比。

　　当杰奎琳·杜普蕾拉大提琴的时候，她完全认清自我。从五岁开始，大提琴便已成为她的莫逆之交、玩伴、休憩之所和避风港；它是一处从不让人失望的慰藉泉源，也是一个表达深邃情感的管道。每当大提琴声悠悠扬起时，她既能浑然忘我，同时又找到了自我。这不但让她肯定了自己，这更是生命、本质，与她的生活。不过自17岁起，她就开始思索：“我不演奏大提琴的时候，我到底是谁？”有一阵子，她把大提琴束之高阁，努力思考着这个问题。结果找不到答案，于是她只好继续从事那不凡的演奏生涯。

　　十年以后，她逐渐丧失了手指的知觉，连大夫都无法从病理上找到原因，她只好求助于心理分析师，经过两年才确定是身体出了毛病。她罹患了多重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这种疾病不但穷凶恶极，而且无从确实掌握，可说根本无药可医。她持续接受心理分析，而“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显得益发重要。虽然心理分析治疗一直持续到她离世为止（纵使最后仅作一些象征性的治疗），杜普蕾始终还是无法解开这个迷题，病痛和大提琴的遗失这双重打击似乎已经把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给堵塞住，使她找不着答案。

　　悲剧的多寡并不能换算成数字，杜普蕾的损失也是无法计算的。1982年夏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而在此之前九年，她举行了一场糟到不能再糟的告别演奏会。自此她的手脚相继失去控制能力，最后，浑身上下都不听使唤。她张目所见都是双重影像，头一直严重地颤抖，使她无法专心看书和看电视，日常生活起居均由特别看护、厨子和司机照顾，生活圈子亦局限于病床与轮椅，婚姻对她来说几乎只变成一张饭票而已。她既无法打电话，亦无法自己吞食，讲起话来困难重重，除了思考之外，她甚至连移动一下身子的能力都没有。她非常无奈地固守着那受挫与卑微的孤立生活。

　　小时候杜普蕾就因天赋异秉而与人疏离，长大后虽然到处旅行，生活却仍然局限于极其孤立的演奏世界。现在她身处于逐渐冷酷萎缩的病痛中，她原先是大家心目中的玉女，拥有神话故事般的事业，以及故事书里才找得到的白马王子，可是，这些往日的荣耀和幸福，现在都已经被一个悲剧女英雄的角色给掩盖了。这位悲剧女英雄现在正勇敢地面对乖违的命运，没有丝毫的怨悔。她的朋友称她为“笑娃”，连为她做心理分析的医师听了都不禁讶然。如果仅仅为了捏造一个不朽的故事，就把她塑造成一位超凡入圣的完人，那么，无论对她，或是对身受同样痛苦的病人都是极大的伤害。相反的，即使我们说她在晚年的确有过怨言，其实亦无损她的那份勇敢。她常感激上天赐给她的天赋及机会；但也常向上苍诉说着自己的苦境（虽然没有任何响应）。她说，父母从未爱过她，兄弟姊妹们恨她；终年的练习和演奏，剥夺了她的童年与友谊。在她极度渴望爱的时候，所得到的却是人们的赞赏；所以当她一有机会，就会毫不吝惜的付出她的爱心。

　　1982年之后，在她的生活中就只剩心理分析师亚当·利门多尼和护士露丝·安·康宁还和她保持着固定的关系。老朋友的友谊固然不变，可是却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探望她。她的双亲亦很少来看她，姐姐和弟弟则一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星期才去探视她。

　　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从小便认识但后来又与她失去连系的人，告诉我他们多么后悔没有在得知她病后再与她接触。他们说不愿意打扰她的生活，又觉得她已经迁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他们有着极大隔阂。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种错误的假设却造成杜普蕾天天恐惧面对空虚的夜晚，有时甚至没命地打电话，用着几乎是乞求的口吻，哀求着他们来看她。

　　空虚的杜普蕾，经常有一大堆人去看她。通常这些人会去看她是基于好奇心，或是慑于她的名气，或是另有不可告人的隐情。每当有人捐钱给她的时候，她总是接受。有一晚，一位颇负盛名的苏格兰籍心理医生不请自来地去造访她，在喝了很多白兰地之后，开始大肆咆哮着，说她的情况带给他多么大的痛苦。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他给了她临别一吻。我也曾见过一位有头有脸的英国人，醉醺醺地跑来告诉她，说她会得此病乃因前世所造的孽，又告诉她，他认识一位专靠信心医病的人，能使她起来行走。我还见过有人对她面露喜色，说话的时候，把她当作心爱的宠物一样，又拍又搂；不过最遭糕的恐怕就是有人拒绝听她诉苦，并且骂她使用不当的语言，让他们听了不舒服，或在她想要倾诉自己的绝望时却自顾自的谈笑风生。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下午时分，我首度与杜普蕾见面。那一天，她的一位学生邀我一同去上课。她带我到一栋座落于武士桥的寓所（靠近哈洛斯）。这栋白色房子四周是庭院，庭院中长满了花叶盛开的植物，在宽敞的起居室（兼餐厅）里，壁板虽然镶着暗色的桃花心木，却因室内的印花织品、鲜花和窗外射进来的阳光而显得格外明亮。大提琴琴箱欲语还休地倚偎在墙上，旁边则是一台闪闪发光的钢琴，上面挂着一幅埃尔加愁眉不展的照片。房间里，杜普蕾笔直地坐在套着绿色天鹅绒的轮椅上。她金黄色的美发垂肩而下；她的脸庞轮廓鲜明，呈四方形；皮肤粗糙，面色红润如玫瑰一般；她的牙齿泛黄，且形状弯曲，可是笑起来却充满光采。37岁的她，看起来不像少妇，倒像个少女。她有一双清澈透明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睫毛，两眼各自溜转着。她的眼光朝我这儿转了过来，我紧张地问她应该坐在哪里。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坐”，就开始上课了。

　　这位学生叫玛西亚·西文，由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请假来此上课。她告诉我杜普蕾是一位充满灵感、很能启发人的老师，特别精于对乐曲的诠释。杜普蕾每吐一个字就要费许多力气，说话非常吃力，音调很低。她不时地清着喉咙，那种频率恰似钟表的滴答声。她的话很有建设性，如“试试这样，试试那样，再多一点拉弓，多一些的陈述。”不但有耐性，又富幽默感。强烈的颤抖使她的右手不时前后摆动着，咚咚地敲着自己的肚子。玛西亚演奏一个慢板乐章时，杜普蕾的手就在空中前后摆动做出模仿运弓的拙劣动作。她会用一种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语调道出她的不赞同：“声音听起来混着不清！”或“含蓄些！”

　　上课的时候，大家好几次紧张的笑了出来。课上完后，杜普蕾问我们想不想听她的“新”唱片。这是收集自她十几岁时所录制的小品，她对于EMI唱片公司重新发行这张唱片非常感动。对于布鲁赫的《晚祷》，她说：“多么纯洁的曲子啊！这是我在入籍为犹太人以前录制的。我那时还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对我而言，那只是圣经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会录它，只是因为她的老师是犹太人。他称这首曲子为“犹太人的故事”。我们又听了圣桑《动物狂欢节》中的《天鹅》、舒曼的《幻想曲》和佛瑞的《悲歌》。玛西亚听了之后喃喃低语：“好悲伤啊！”杜普蕾：“这是首挽歌，悲哀是应该的。佛雷在朋友去逝后写了这首曲子。他很幸运，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

　　每放一首曲子，她就问道：“还好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向她保证每一首都精彩绝伦；接着她再问我们喜不喜欢听她在1970年与他的先生丹尼尔·巴伦伯因合录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是我的天鹅之歌，”她面带忧色的说着；“可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与她一起听使她绞心的曲子，可说是分尝她深沉而又无尽的悲哀。她说：“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人在哭泣一样，每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慢板乐章时，心总会被撕成碎片……，它好象是凝结的泪珠一样。”1975年之后，她就算想哭，也都没法哭了。

　　杜普蕾那天的精神很好，她要求玛西亚从她的手提袋中拿出一封信来，并请她为自己读信。写信的人是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自己一度也拉大提琴，对她极为崇仰。信的开头写着：“请你原谅我用打字的方式写这封信给你”接着就用充满感性的语气，谢谢她祝贺威廉王子的诞生。她说她要把这封信收起来，这是查尔斯王子所写给她的第四封信。王子曾经来过这里与她共进晚餐，她也去过白金汉宫，接受OBE封衔。最后，她要玛西亚为她读一篇由恩赖特所写的诗。这一首诗后来我也常常读给她听，自己都会背了。诗是这样写的：

给与我们这个夜晚

佛洛依德的艺术在天堂

给予我们夜晚的象征

让我们梦见蟒蛇与杯子

你们并不知道是什么

全能的佛洛依德！夜与昼的主宰

赐与我们不会被误解的梦

带领我们脱离现实

将我们从知觉中释放，从蛊惑中苏醒

在毫无知觉下，让我们清醒

只有欢乐与骄傲，没有恐惧与焦急

噢！仁慈的佛洛伊德

多么可敬的名字

让夜晚比白昼更多彩

　　临走前，我一时冲动，脱口问了杜普蕾是否要我再去看她，并且读书给她听。大出我意料之外，她居然答应了！我想她也许要我读些她以前所喜爱的书，她说：“我从来不读书的，由你来决定好了。”经过几次之后，我看得出她要的并不是有人读书给她听，而是希望有人陪伴她打发时间。虽然我的背景与所学与她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时间我还有。很久以前，我曾拉过一阵子大提琴，那时候我的身高还没它高呢！可是，我对古典音乐的孤陋寡闻，恰似杜普蕾对写作的涉猎程度。写作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课题，就像古典音乐是她生命的重心一样。我弄不懂赋格和练习曲之间有什么不同；而她说她从没有听过《飘》这本书，也没有听过保罗·纽曼、查理·派克等人。可是我却发现我们对于语言都有好奇心，也都喜欢听一些荒谬怪诞的事。我们对虚伪、自负以及持有偏见的人都没有耐心。杜普蕾对于结婚时入籍为犹太人与她的大夫和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犹太人的事实，感到格外的骄傲。她说她的母亲是一位反犹太人的基督徒，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位反犹太人的犹太人。

　　多重硬化症有时会有一种温和的征候，那就是“临床欣快症”，杜普蕾称这种症状叫作格格地笑（Giggleitis）。你很容易就可以逗她笑，而且她一笑，你也会很开心。她喜欢听黄色笑话，愈是露骨她愈开心。她喜欢玩，最喜欢的一位玩伴是一位名叫爱德华·福克斯的演员。有一天晚上，这位老兄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一进门，他就忙不迭地道歉，原因是“我们91岁的邻居戴安娜·库柏女士发生了危险”，听了他这么讲，杜普蕾紧接着说：“她的父亲死了？”幽默感是她很有效的一道防线与放松心情的良方，如果她哭不出来，至少还能笑。不过，在她自觉病情无望的时候，她也会沮丧。她会自问：“我怎能受得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原本不太可能产生的友谊也就形成了。

　　我初见杜普蕾的时候，在伦敦很少有熟人。就连我自己都想不透，我竟会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待就超过数个月。一季接着一季过去了，工作也上了轨道，可是初到英国的新鲜感却愈来愈淡。我告诉杜普蕾，我愈来愈想念孩子，她说：“我会成为你的孩子。”由于我打算离开这儿，于是便开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选。虽然找了几位，最后还是延后了归期，并且留了下来。

　　每当我告诉杜普蕾我的工作进度时，她总是会问：“你为什么不写写我呢？”我诚心诚意地告诉她，要写给她实在是太困难了。1986年底，我终于离开了伦敦。我想，离开对她来讲是好的。可是回到加州之后，我始终对她无法忘怀。后来当我回到伦敦告诉她愿意为她写传记时，她高兴极了。1987年十月她去世时，这本书已经快要付梓了。

　　这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许多人（超过佰人）的倾囊相助。他们诚恳地道出了杜普蕾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有时还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悔意。还有人基于“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的理由而拒绝合作，这些人认为杜普蕾可供人怀念之处应该仅止于她的音乐。如果我所认识的杜普蕾不是她真正的自己，那么她又是谁呢？同时，如果我们说，只有她所专执的音乐演奏才是我们所该纪念的，那么我们就会抹去她生活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部份，而这些部份又曾经深深地影响过许多的陌生人、学生与朋友。

杜普蕾慷慨、明朗，有着绝世的天赋与宽阔的心胸，并且自始至终从未改变。早先有人告诉她，说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别人所无法接受的情感，她就用笑容来掩饰，可是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复杂、不为人所知、而又自相矛盾的性格；其中有些地方，即使她本人也无法穿破藩篱而一窥究竟。不过，从杜普蕾和许多曾经观察过她、了解她，且在她的一生中扮演过不同角色的众人中，我也获知了大部。渐渐地，它就像是一张正在显影的照片，所有的景像都一一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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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了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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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06-05-12
《杜普蕾传》（1）




   杜普蕾三岁时，有一天一大早便骑着脚踏车出门，之后便不见踪影，直到日幕低垂，警察带她回家时，心急如焚的妈妈才看到失踪了一天的女儿；而她却若无其事般，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问她去了哪里，她答道：“去看海”，而海离家足足有50哩之遥呢！第二天早晨，她照旧出发，下定决心非到达这个目的地不可。

　　杜普蕾从未在海边住过，对于海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父亲的家族曾经在饱受海风吹袭的泽西岛上住了数代之久，外祖父威廉·格里普家里世代以捕鱼为业，经常驾驶拖网渔船在朴内芧斯湾外捕鱼。

　　威廉和他的太太莫德住在Peverell（朴内茅斯一个中下层地区）一栋梯形房屋的一楼，在自家附近的Devonport船坞里作木匠。威廉身材高大，为人随和，有一副非常好的歌喉，但仅在当地教堂合唱团和联欢会表演过，太太在体型和脾气上则和他相反。自从女儿艾丽丝出生后（1914年6月6日），莫德就对独生女满怀期望，在艾丽丝年仅七岁时，莫德就买了一台钢琴给她。但据住在楼上的表兄说：“事实上，父母是把她绑在钢琴上强迫她练习的。”

　　艾丽丝就读于Devonport女子中学，同学们都还记得她笔直的姿势、整齐洁白的衣服，以及高超的足球和游泳等技巧。她活泼开朗，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和热情。在体型上，她和父亲一样高大，有一头自然卷曲的深色头发，一双灰绿色的眼睛，脸上有酒涡，下颚方形。十几岁时她就已有极好的人缘，参加学校所有的音乐会，有时还演奏她自己的作品，结果引起了朴内茅斯管弦乐团协会的指挥华尔特韦克斯亨的注意，收她作弟子。随后参加朴内茅斯音乐节的比赛，和一位女大提琴家在当地一所精神病院里举行一连串的演奏，获得佳评如潮，都认为她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天才钢琴家。那时才不过18岁的她，也就因此而赢得了Dalcroze韵律体操伦敦学校的奖学金。

　　Emile Jaques-Dalcroze为瑞士音乐家及教育家，1865年出生，曾经设计过“对等风格流动系统”，主要是针对大多数的巴赫作品。学生们和一位钢琴家在一起，他们的速度由每一个音符的长短来决定；对于四分、八分和十六分音符，他们作过很多次的讨论。这种节奏性的训练，可以增进孩童们的姿势、体态的优美以及听音的技巧。

　　艾丽丝和四个女生同住一大栋四层楼房里，座落在布朗普顿路上，靠近学校。四位女生都比艾丽丝年长；她们不但把这里当作住家来使用，还把它当作教儿童学习音乐的场所。房子里有五架平台钢琴，两架立式钢琴。艾丽丝和玛莉．梅同住在四楼，玛莉在日内瓦时原本就随Jaques-Dalcroze学过钢琴，在艾丽丝的生活中扮演大姐姐的角色。她发现眼前这位年轻的女孩“非常聪慧，除了钢琴以外，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玛莉有一对大眼睛，神情自然，一点都不造作。与她同住在一起，随时都会有危险。如果她要煮开水，她会忘记装水，就水壶放在炉子上煮；她洗澡时，洗澡水会顺着楼梯倾泻而下。她的房间真是乱得可以了。她母亲简直把她给宠坏了；宠到连衣服都不会挂起来。虽然如此，我们却都非常爱她。我们非常珍惜同在一起的时光，且总有谈不完的话。我们从古到今，从近而远，可说是无所不谈。”

　　艾丽丝仅花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一般人要三年才修得完的课程，获得了教师证书，同时也获得了另一项奖学金。这一次是到皇家音乐院进修。1943年，她写了一封信给Devonport学校的校刊，信里说伦敦这个地方“住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保证让你退壁三舍。”她还说，除了在皇家音乐院上课外，她还在三所学校教导三岁至15岁的孩童作韵律体操，她最喜欢教的是年龄最小的学生。

学院的学生所过的都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于外在的世界毫不在乎，音乐就是他们的生活 。学院里有一位名叫玛果．佩西的学生·在学校中认识了艾丽丝，记得她“非常强壮，有罗塞莉般的脸和一对大又诚实的眼睛”。玛果是一位个性外向的人，和艾丽丝一样都是随艾里克·格兰特学习钢琴，随西奥多·霍兰学习作曲。她形容这位老师为“英国的贵族，非音乐界的等闲之辈。这位老师不但腰缠万贯，而且温和有礼，心胸开阔，有长者的风范，许多年轻音乐家难得的朋友。他常邀请学生和喜欢音乐的朋友与艺术家到家中一聚。他住在肯新屯，住宅顶层有一铺陈华美的音乐厅，供宾客聚会之用。聚会结束之后，他会送宾客上出租车。他是一位身材高大、动作缓慢的人，年约60，可是，在我们看来已经够老了。他的太太相当年轻，具有一半德国人的血统，年纪比艾丽丝和我大不了多少。她总用美丽的笔迹替他抄乐谱。”

　　在学院中的五年里，艾丽丝光茫四射，不论在钢琴、作曲、和声、听力训练等项目都得过奖，也拿过奖学金。1934年，她参加了朴内茅斯音乐节的比赛，结果也嬴得了首奖，奖品是一架钢琴。她谱写的一首芭蕾舞曲在伦敦被业余团体用来当作舞曲音乐。为了维持生活，她一面在肯新屯、Letchworth和East Grinstead的几个学校，和布朗普顿路的儿童音乐教室里教钢琴和韵律活动。同时也在学院里（为了微薄的津贴，同时也为了资历）担任副教授的职务，代那些请假的专任教师们上课。艾丽丝的时间被工作占得满满的，再没有多余的时间参加社交的活动，不过她似乎并不在意。偶而玛莉·梅会带艾丽丝去她在Earls Court的家玩，玛莉的母亲非正式的收她作了干女儿。玛莉还记得家中的一位房客让艾丽丝着实脸红了好一阵子。“他的名字叫约瑟夫·蓝斯，是一位荷兰人，生就一副马脸，个儿高高，约有六呎四左右，对你讲话时，得弯下身子来，他后来成为荷兰外交大臣（1971年，约瑟夫·蓝斯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可是，艾丽丝只衷情于音乐和她音乐上的朋友，所以蓝斯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经由梅夫人的介绍，艾丽丝也认识了瓦奥莱特·贝克夫人。贝克夫人后来在艾丽丝的事业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她没有孩子，不过非常有钱，常常在经济上支持年轻的音乐家。梅太太知道艾丽丝在经济上的拮据，于是建议贝克夫人邀请这位年轻女子在她冠盖云集的宴会上演奏。她照做了，艾丽丝也获得了满堂的喝采。结果，贝克夫人还特别为艾丽丝在威格莫尔厅安排了一次钢琴演奏会。不过，贝克对于艾丽丝一生最大的影响，还是她自愿协助艾丽丝入伊根·佩特里（Egon Petri）的门下学琴。

　　佩特里是一位名震四方的德裔荷兰钢琴家，曾经受教于布梭尼，在曼彻斯特音乐学院任教。他受人敬重的地方，在于他深邃、有力的演奏，特别擅长于演奏巴赫和李斯特的作品。艾丽丝的手掌大，喜爱弹奏大型的作品，对佩特里极为崇仰。一天午餐时，贝克夫人问她：“你想不想去参加他夏天在波兰举办的讲习？”足迹从未踏出得文郡和伦敦以外地区的艾丽丝听了真是喜出望外，这是1938年的事。这一年的夏天，就政治上来讲是历史性的夏天；可是，政治却对这一桩即将改变艾丽丝一生的事件毫无影响。

　　德瑞克·杜普蕾（Derek du Pre）写了一本很怪的小说，书名为《当波兰微笑时》。在这本书中，他以含蓄地笔调，诉说了他对艾丽丝·格里普小姐的追求。自从诺曼底的威廉公爵于公元1066年征服英国以来，他的祖先就一直住在这个岛上，而他是第一位离开这个岛的杜普蕾家族。德瑞克曾经于泽西的维多利亚学院读过书，之后，他放弃了加入家族中旺盛的香水事业，转而服务于岛上首府圣海利亚的一家银行。1936年，他只身前往法国和捷克旅游，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小提琴家。这位小提琴家邀请他去波兰的乌克兰一游。两年之后，德瑞克不顾德军已经开到了捷克的前线的报导，还是接受了这项邀请。

　　《当波兰微笑时》不但是一位年轻人热情奔放的故事，若是把当时的时局也列入考虑，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作者不顾当时政治现实，怀着田园般的梦想去渡假的一则故事。映入眼帘的事物，包括人物、风俗、景色，无一不使得德瑞克着迷。在克拉科，他第一次见到犹太人，感觉一切都非常新鲜。书中他还写着他一边漫步于波兰的乡间，一边拉着他的手风琴，途中遇到其它的游客，于是，他就应和这些异地相逢的游子们，同声唱着巴伐利亚的山地歌曲。在靠近喀尔巴阡山脉一处登山中心Zakopane的别墅里，他遇见了一位年轻、充满活力的好女孩。那时，这女孩正随着佩特里学琴。

　　德瑞克也记载他和艾丽丝穿越8月的雪，一同登山；当踏过牧羊人的小屋时，远处传来阵阵的铃声。在山顶的一间屋子里，他们看到了45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人；这些人一排一排地睡在一间大房间的地板上。“月光泻下山谷，山另一侧的阴影突出高耸着，一块一块的雪好似白色的大洞，眺望远处，看到月光从一个一个小湖中映照出来。四周静得出奇，唯一的声音就是远方的瀑布，以及偶尔发生的雪崩”。第二天，他们去一个山谷探险，“艾丽丝和我为农人们吹奏口琴和口哨。在田间、山谷的农人把小提琴和大提琴绑在身上，围成圆圈，跳着马祖卡和波卡舞曲，直到累得跳不动为止。”

　　在这么浪漫的环境下，要一对男女不坠入爱河恐怕是相当困难的事。书中有一帧两人着农装的照片，两人相视而笑。德瑞克那年30岁，长艾丽丝六岁。他高大英挺，文质彬彬，有双淡蓝色的眼睛。他离开了Zakopane的时候，艾丽丝已经答应他的要求，在他的书里写一章有关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歌。几个星期后，艾丽丝返回伦敦。玛莉梅从她的谈话里，已经清楚知道，虽然德瑞克尚未表明心意，可是，艾丽丝却已是非此君不嫁了。

　　德瑞克经常造访布朗普顿路的那一栋房子，但依然没有向艾丽丝求婚。他富有的家庭可能会认为木工的家世门不当户不对，这可能是使他裹足不前的原因。不过，一旦英国参战，那么时间就会成为任谁也买不起的奢侈品。1940年的7月25日，这一对恋人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偷偷地在肯新屯公证结婚。典礼简单隆重，由法院里的一位职员和玛莉梅充当证人。玛莉梅带了一大串的秋牡丹来恭贺两人。根据他们的结婚证书上所登记，他们早已同住在一处了。

　　德瑞克加入英国步兵第一团，在卡特汉和散德赫斯特接受训练，并且授阶军官之职；艾丽丝则持续她的音乐活动。修完学业后，她继续教学的工作。她和音乐院中认识的一位中提琴手温妮．考伯菲尔合作，在音乐俱乐部中演奏，并且她在伦敦的无线广播电台以及英格兰西部演奏。一些认识她的音乐家们都相信她雄心勃勃，可是，她虽然有天份，也肯下功夫，却仍然缺少了成功演奏事业所需的表演欲。玛莉梅相信，从艾丽丝遇见了德瑞克的那一刻起，她唯一的志向就是做他的妻子，为他生儿育女。1941年，德瑞克还在受训时，她就已经怀孕了。第一胎是个女孩，名叫西拉里（Hilary）。

　　两年后，艾丽丝告诉玛莉梅的母亲，说她一直想再怀孕，可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她注射了妊娠剂，结果她终于还是生下了第二个女儿：1945年1月26日，杰奎琳·杜普蕾生于牛津。她的教父母包含西奥多·霍兰太太，也就是艾丽丝以前在学院时的作曲教授太太，以及德瑞克于1942年在一个军官实习训练单位课程中所认识的洛德·拉塞尔斯（现在改名作洛尔·洽伍德）。

　　战后，他们曾一度住在萨里郡的坎伯利。1948年的春天，儿子皮尔斯（Piers）出生。德瑞克在伦敦谋得了一份工作，负责编辑一份会计刊物。于是，这一家人也就在伦敦南方郊外的Purley定居下来。Purley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中上阶层地区，是一个规划过的社区，道路两傍绿树成荫，有很多历经了两个世纪的房子，和大型的花园。杜普蕾一家人住在14 Bridle Way上一栋爬满着葡萄藤的大房子里，离学校很近。现在的艾丽丝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自己的母亲虽然没有教过她怎么理家，她现在却学会了煮饭，也会为孩子缝裁衣服；不过她从未淡忘过音乐。她在自己的孩子中寻找音乐天赋的影子，结果，她不但没有失望，而且还有些喜出望外，因为三个孩子多多少少都显出了不凡的音乐资质。席拉莉钢琴学得很快，演奏具有敏锐的鉴赏力。皮尔斯最后则选择了单簧管。他也有一副好歌喉，不过，他从来也没有想要锻炼这两种天份。倒是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艾丽丝看到她天赋的异禀。多年之后，只要家中有客人来时，艾丽丝就会告诉他们，说杜普蕾九个月大的时候，就会重复在她的高脚椅子上敲出节奏，18个月大就会哼《咩！咩！黑羊》曲调。在她还没有度过第四个圣诞节，杜普蕾就会唱《离开马槽》给妈妈听，不但唱得字正腔圆，而且还带着一种感情。艾丽丝说：“我很清楚，这不单止是小女孩唱歌而巳，它蕴藏着很多很多的东西，毫无一丝早熟的现像，音乐就非常自然完美地流泻出来。”

　　杜普蕾4岁的时候，听了姐姐上的音乐课就能在钢琴上重复把曲子弹出来，不过5岁生日前所发生的一件事倒才真正引领了她进入音乐的领域。她一直都非常清楚地记住这件事情，她说：“我记得有一天在家中的厨房里，抬头看那一部老式的收音机。我爬到烫衣板上把它打开，然后就听到介绍管弦乐团乐器的节目。那一定是BBC的《儿童时间》。我对那个节目一直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但就在大提琴出来那一刻，我立即就爱上了它。这个乐器里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从此，它就成为我永远的朋友了。”她告诉母亲：“我要制造这个声音。”

　　艾丽丝立刻为她物色了一位老师。她早已听过加菲尔德·豪的大名。她的女婿丹尼斯．马修斯是艾丽丝在求学时就认识的一位钢琴家。安娜·豪是一位俄裔犹太人，胖胖的，头发及眼睛都是黑色，有一双保养得很好的美手。她的女儿，也就是米拉·韩德森太太说：“她是一位完全疯狂的优秀音乐家，在作曲或弹钢琴上并没有太杰出的表现，却有一股引领别人演奏的超卓能力。她相信自己什么乐器都会教，而她也真的做到了！当艾丽丝带着杜普蕾去找我母亲，说她的杜普蕾要学大提琴时，我那位对大提琴一无所知的母亲居然说：好，我一定教她！“

豪太太带了一把大提琴去杜普蕾家，为杜普蕾上第一课。在杜普蕾眼里，这把大提琴简直就是庞然大物。这是一把标准呎吋的大提琴，对于小孩子来讲的确是太大了。杜普蕾站着拉，像是在玩低音大提琴一样。米拉有一个女儿雷切尔，年龄与杜普蕾相仿，那时正在伦敦大提琴学校（London Violoncello School）念书。米拉本身就是练大提琴的，并且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里面有简短的旋律，让雷切尔用一个手指练习。她把书给了杜普蕾的母亲。

　　书里的曲子和图画都是艾丽丝在晚上，趁孩子们都睡了之后写的。杜普蕾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了床边放有一首新作成的曲子，曲谱上还有文字和图画的说明，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她刚练熟了这首曲子，就准备创造新一种的声音，于是艾丽丝就会按她的意图再写一首新歌。第二天早上，杜普蕾下床后第一件事，就冲下楼，和妈妈一齐练习新的曲子。里面的说明的文字可能只是C、G、D、A等字母，母女俩都会练得不亦乐乎，但是每一首曲子都是新的，具有挑战性。杜普蕾的第一本大提琴书写于1950年三月，里面有14首歌曲。两个月之后，妈妈已经需要为她准备第二本书了。

　　大提琴是一种很难演奏的乐器，对小孩子来说尤其更难。演奏者必须要有精确的控制，还要像小提琴家一样具备良好的听力，而肌肉的控制也要更完美才行。它的弦按起来比小提琴要粗，也更结实，每一个音符之间的距离也比长些。杜普蕾想要在原本就已经过大的乐器上奏出高音符，她就必需拼命把手给拉长才行。可是，她不但克服了这些难处，而且适应的速度快得惊人。就在杜普蕾开始学习大提琴后不久，玛莉梅来探望艾丽丝，她回忆道：“艾丽丝要她演奏给我听，我永远也忘不了。杜普蕾坐在她的小椅子上，面前放着乐谱。就在拿住大提琴的那一瞬间，她好象被催眠般，不再只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女孩！”诚然，她与乐器之间的亲和性以及与生俱来的音乐感，真是不可思议。多年之后，杜普蕾告诉别人说，只要看见别人面露惊讶之色，她就知道自己演奏得相当的好。“我对音调的感觉极强，所以我知道如何去演奏。对我来说，拉大提琴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喜欢以真实自然的感觉去演奏 ，我觉很好奇，单单凭着这两样东西，就能够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来。”她就像小鸟展翅高飞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豪太太用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教了杜普蕾三个月。艾丽丝实在忍受不了她的古怪教法，于是便决定要女儿接受正常的大提琴教育。她特别请了当时伦敦大提琴学校校长赫伯·华伦来听她女儿演奏，很多杰出的大提琴家小时候都随他习过琴。他身材矮小，白发，穿得非常的体面；他的脚一长一短，所以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他的学校位于诺丁安郡，与音乐学院靠得很近。这所学校就像华伦一样，到处都是19世纪的过时风格。学校里的灯光很暗，形式极僵化。花盆里种着几株行将枯死的棕榈树，地板上到处贴着绿色油布，墙上挂着过去学生们的签名照片。华伦有一位名叫爱丽森·达尔林普尔的助手，可能是伦敦最佳的儿童大提琴老师。华伦就让杜普蕾跟着她学琴。

　　这位老师特立独行，处处都都不让安娜·豪专美于前。她是南美人，个子高大。米拉·韩德森对她记忆鲜明，说她是：“脾气很扭，发形怪异，好象头上挂满了金黄色的香肠，又好象她永远都戴着发卷，从来不把头发吹直一样。她教小孩子握弓或拉琴根本不照道理来，却处处表现出音乐的天赋。她的声音很甜，但有着荒诞且很夸张的态度，常常闹出了很多的笑话，连她自己和学生们都觉得非常可笑。几乎每个想学大提琴的孩子都是她的学生，且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果一个小孩子将来想以演奏弦乐器作为终身的职业，那么，五岁应该是开始练习的最佳年龄。虽然五岁小孩的手和肌肉都还非常小与柔弱，因此，教小孩子学琴，务必顺其自然，让他们感觉轻松自在。这种方式，既可以让小孩开始学习，又可免去不必要的压力。一个小孩若有天赋，五岁时便会很认真地想学习，可是如果老师太严格，那么孩子便可能永远也不会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而仅仅停留于模仿老师的阶段。爱丽森虽然缺少正式的训练，也从来没有演奏过，不过她好象不用人教，就把这些窍门摸得一清二楚。她要艾丽丝把杜普蕾的大提琴换成小一点的，也就是其它孩子们所用的那种。这对自负的杜普蕾可是一次很大的打击。课一周才上一次。学期终了，达尔林普尔小姐都会安排一次小型的音乐会；所有小孩都会装扮整齐，把他们学会的小曲子奏给别人听。演奏完之后，他们就会举行宴会。米拉·韩德森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坐在那里的小朋友里，有一大堆都是音乐家的孩子，包括悉尼·格里勒、沃森·福布斯和维恩·约瑟夫的儿子。这小型的大提琴很难调音，因为大家都靠得太近了。”

　　伦敦大提琴学校的小女孩们是第一批学习采取男人坐姿的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提琴一直都是属于男性的乐器，大家都觉得拉大提琴有些粗鲁。女孩子所受的训练一向都是把一只脚小心缩放在大提琴下，右膝盖则向下微弯成类似横鞍状的姿势。这种姿势相当不便且不合逻辑，对演奏者的背脊尤其有害，当第一位女大提琴家将双膝伸出绕住大提琴演奏时，人家会认为轻佻。

　　1952年七月五日，学校举办了一场演奏会，由杜普蕾演奏舒曼的《慢板》、舒伯特的《乐兴之时》，一首与四重奏乐团合作的传统乐曲，三首短小的三重奏。另一位学生威尼弗雷德·比斯顿演奏艾丽丝·葛利普《为我的大提琴与我所写的歌曲》书中的一首曲子《唱与摇摆》。米拉·韩德森此时就已经看出杜普蕾是“天边遥远的一颗明星。她是一位圆圆胖胖的小女孩，眼睛呈淡蓝色，不太爱讲话，大都由妈妈代言。我想其它女孩大都认为很难跟她讲话，可是大家却对她那出类拔萃的听力、心无旁骛的聆听能力，以及她所奏出的音符感到讶异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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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了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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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06-05-12
《杜普蕾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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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n Nature's Gambit》这本书中，心理学家大卫·费德曼花了6年功夫研究6名天才儿童，写道天下总是不乏天才儿童，且在世人眼中总有些超乎自然，大家常以夹杂着惧怕、轻视、忌妒和敬畏的心情来对待他们。天才这个字的原义是不正常或怪异。费德曼博士描述了一个家庭发现家中出了个天才时的反应：说道“父母几乎会放弃一切东西，只求这个天才得以发展。这种做法可能会牺牲其它小孩；即使兄弟姊妹中也有天才，但父母显然不可能同时照顾两位天才了。”

　　如果席拉莉的天赋不在于音乐的话，她的生活就会过得轻松悠然多了。不幸的是，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她的音乐天赋与妹妹不分高下。艾丽丝的朋友们都了解这一点。一位早在皇家学院就认识艾丽丝的小提琴家露丝玛丽·雷帕波特，记得她俩的一位朋友告诉她说艾丽丝·葛利普有两个杰出的孩子，都是天才。那个时候这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根据钢琴家桃乐丝·奥斯汀说过：“席拉莉七岁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杜普蕾选择了大提琴以后，席拉莉就从钢琴转往小提琴，然后又学长笛。之后，长笛就成为她的主力乐器。露丝玛丽·雷帕波特说她钢琴弹得非常好，而吹起笛子来，恐怕没有人再能比得上了。不过，笛子并不是最富魅力的乐器，无法拿来跟大提琴比。而艾丽丝呢？她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杜普蕾身上了。

　　这两个女孩都曾参加BBC的儿童电视节目，可是并没有一起表演。一次，在献给杜普蕾40岁生日的电台节目中，席拉莉平生唯一次公开谈论她妹妹，她说：“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练习过，也很少一起演奏，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我们曾和妈妈合作过三重奏，可是吵架总比享受来得多。也许我们彼此妒忌对方。我记得，每当有人来家里听她演奏的时候，我就躲到厨房里去。我不记得自己有忌妒感，可是那也许是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已经太久，所以习惯就成自然了。她话不多，往往都透过大提琴来表达。她较适合与大人相处。大家过去常常问我：你那位好妹妹好吗？”

　　5岁的时候，杜普蕾进入了位于Commonweal Lodge的一所幼儿园就读。这是一所座落于Purley的老式私人贵族学校。当时席拉莉已经是这里的学生。老师们记得这两个小孩都才华洋溢，充满朝气，表现得完全正常，喜欢运动和游戏。上了中学之后，杜普蕾的老师辛西亚·戈斯内尔发现杜普蕾是一位“非常好的小女孩，完全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她说：“有一次我们举办了一个音乐会，她带了她的大提琴来，坐在舞台后面，看起来很有落落寡欢。如果你对我说，这个女孩子会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大提琴家，我是绝不相信的。倒是席拉莉才是大家心目中的音乐家。她钢琴弹得可真好！”当时学校的秘书亚丝当小姐说：“我们并不知道杜普蕾有音乐的天赋，一直到她妈妈告诉我们她因为音乐课业的关系无法上太多课，我们这才注意到。学校并不同意这项请求，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孩子应先接受通才的教育，才谈得上专才的培养。”

　　也许就是因为学校这样的态度，也可能因为把两姊妹分开是一个好主意，或是因为杜普蕾通过了葛罗伊登女子高中严格的入学考试，而席拉莉没有。不管原因如何，艾丽丝还是把杜普蕾转到葛罗伊登女子高中就读。这所高中创立于1874年，是全英国最古老的女子高中，其标准要比Commonweal Lodge来得高，师资更优秀，设备也更好。学生的智商若非达到一佰二十是不会被准许入学的。学校的女校长亲自测验杜普蕾，给她的评分是“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但智商过人。她父亲带她来面试，告诉我们说，她有音乐天赋。”

　　葛罗伊登高中是由红砖建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物所组成，原本是私人住宅，现在则是葛罗伊登的中心区，邻接Purley。女孩子穿水蓝色衬衣，袖口上有绿白相间的条纹，V形领口，水蓝色的短上衣，系上深绿色领带，白色的衬衫，以及水蓝色的绒布帽，配上白色的带子，带子上别着常春藤形的绿色金属校徽。杜普蕾第一位老师是韦尔顿小姐（现在则是佛林太太）。她说：“我班上只有20多位学生，所以我和她们非常熟。我们在一间名叫Elms的小房子里上课；它有六间教室。我负责教地理、美术、女红、历史、自然、英文和数学。鲍威尔小姐教圣经，摩根小姐教音乐。杜普蕾在打击乐队里担任三角铁。她曾经把她妈妈为她写的大提琴练习曲里一幅幅小画拿给我看。这些画都画得非常专业、鲜明、又生动，她拿画给我们看的时候，表情非常兴奋。”

　　“每到阴雨天，或她们等着吃中饭的时候，杜普蕾就会在大厅的钢琴上弹奏汉斯·克里斯汀·安德森所写的歌曲以娱同学。孩子们都坐在地板上，随着音乐唱歌。我们可是她头一批听众。Elms的气氛轻松自在。放学之后，家长们会坐在楼梯底，所以当我们和孩子走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和家长们彼此认识聊天。杜普蕾和她妈妈经常开怀大笑，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彼此关心对方，也很快乐。我记得学生们会去杜普蕾家赴宴。”杜普蕾的同学Parthenope Bion也去过她家，记得杜普蕾家的宴会和别家小孩不一样，所有的游戏都和音乐有关。她说：“喝茶的时候，有人会先拿一根汤匙或叉子敲瓷杯或玻璃杯，接着，就在杜普蕾先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把杯里的东西喝掉一点点，或再斟上一些，将杯子调出正确的音符，以便奏出《生日快乐》这首歌。这的确是好玩又健康的游戏，难道杜普蕾不干音乐以外的事吗？或者，她就像老烟枪一样，所收到的礼物总是和烟脱不了干系，好象认为除了抽烟以外，已经别无他事可做了？”同去赴宴的另一位女孩玛丽·莱特也还记得当日的情景，她说：“她的大提琴就挂在墙上。有人告诉我们说那是杜普蕾的大提琴。我们都知道她大提琴拉得很好。我吹木笛，和她合奏了一曲，于是有人说她的音准真是好极了，不过，这对我们来讲，可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对我们而言，她不过只是一位会拉大提琴的普通女孩而已。她的身材非常高大，留着短而漂亮的直发。我还记得老师们曾骂她字写得太大，而且签名的时候用『杰蒂』，而不用杰奎琳的全名。一直到她赢得了Suggia奖以前，她的生活一直都平淡无奇。”

　　1953年，赫伯特华伦去逝了。有人发现，虽然他一直维持着学校里的音乐会和其它的传统，学校却早已濒临破产边缘。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连职员们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照常办公，眼睁睁看着这个学校日渐消逝。他死后不到一年，伦敦大提琴学校就关闭了。爱丽森·戴利波到别处继续她大提琴的教学工作，可是，由于艾丽丝觉得杜普蕾随这位老师学琴已经够久了，现在她需要一位既能演奏又会教琴的老师。她请教音乐界的朋友，结果在他们的建议与机缘之下，她选定威廉·普力兹（William Pleeth）为杜普蕾的老师。

　　那时威廉·普力兹38岁，比艾丽丝还年轻两岁，早已在伦敦博得辉煌的演奏成就。他的祖先是波兰籍的犹太人。他生于伦敦一个音乐家庭，和杜普蕾一样，也是一位音乐天才，七岁时就显现出大提琴的天赋。10岁时，他亦在伦敦的大提琴学校随赫伯特·华伦学琴。他讨厌平凡的学校教育，13岁的时候，他获准离开这所学校。那时，他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赴莱比锡随当代最受人尊敬的大提琴家Julius Klengel学琴。这位大师的高足包括有福尔曼（Emmanuel Feuermann）和皮亚第戈尔斯基（Gregor Piatigorsky）两人。普力兹在莱比锡音乐院中的首演受到了毫不留情面的批评。一年之后，他离开了Julius Klengel及德国，从此未再上过大提琴的课。

　　1933年，普力兹在伦敦举行首演，奠定了他成功的演奏事业，可是，他说：“你花了好几个钟头准备协奏曲，不管艾尔加、德弗札克或是舒曼的作品，照着自己的艺术见解来处理这些伟大的作品，胸有成竹地照着你要的样子来诠释，结果呢？你到场了，和一位所谓伟大的指挥一齐演奏，而你所得到的却只是从头到尾使劲地去拉而已。”

　　虽然他如此轻蔑独奏作品，爱德蒙·鲁布拉（Edmund Rubbra）与其它作曲家却特别为他及他太太玛格丽特·古德谱写音乐。他的太太是钢琴家，从1938年开始就与他一起演奏奏鸣曲。在五○年代早期，他和伊莱·葛伦（Eli Goren）组成了Allegri四重奏乐团。室内乐（和其它三位成员水乳交融地演奏音乐）变成了他的爱好，而且持续不变。他服务军旅的那段期间，曾经担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教职，战后又继续同样的工作。渐渐地，他接受的独奏演出愈来愈少，学生却愈来愈多。1954年，当艾丽丝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听一听她女儿的演奏时，他已在Guildhall音乐学校教了7年的大提琴和室内乐。

　　即使他到了古稀之年，上大师班时仍然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他讲话时措辞优美，逢人便称“亲爱的”、“甜心”。学生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10岁的杜普蕾大老远从家里来到伦敦北部，结果受到他热烈的欢迎。普力兹身高中等，块头很大，细腿，手臂很壮。他的头发呈深色，面色红润，鼻梁高挺，双眼皮，手掌之大有如木匠般。他的声音低沉有力，每个人都感染到他的温暖和活力。对于来自Purley的小孩子来说，普力兹比新鲜的空气更叫人舒适（即使说话时从不提高声调，亦从来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情感），跟他在一起，似乎一切的束缚都脱落了。他成为她的大提琴父亲，甚至亲过她的亲生爹娘，并且得到她一生最恒久的爱。

　　在光线充足、空气畅通的音乐房中，艾丽丝坐在大型斯坦威钢琴旁边，为女儿伴奏几首小品曲子。普力兹从未教过小孩子，这一下接触到这么位金发少女，心情既感动又兴奋。“她演奏时沉着自信，专心的程度不亚于大人。她的言谈举止看不出有任何早熟的迹象，清新如水、不沾尘俗。艾莉森．达尔林普尔已经为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是，她人虽小，却还没有吃够音乐粮食。”他们同意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都为她上一个钟头的课。打从一开始“那就像是对着墙壁打球一样；你打得愈用力，球就弹得愈起劲。第一天，她的潜力就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在以后的几堂课中，这股潜力就好象是花一样绽放开来。做功课时，她的速度直似脱强野马一般，日进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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