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尚书》中的中国古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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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wx>715 =4RXNWkud 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大洪水的历史传说，在大多数故事中，幸存者都是极少数，惟有在中国古代的记录里，大禹带领民众用智慧战胜了猖獗已久的洪水。这是中国文化一个奠基性的事件。在治水的过程中，古代中国人不但培养了跨区域的大规模协作能力，强化了“一个中心”的政治心理观念，而且让人的信心暴涨，宗教情感开始衰微。禹之前的尧和舜主要是“立德”；禹又“立德”，又“立功”。先民对禹的敬畏必定近于对神的敬畏。所以当他的儿子违背传统自立为天子时，多数人都没有异议。以后，商汤取代夏桀再次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这一秘密：道德政治是以强权为基础的。
oK cgP ———在知识高度分工的当下，人们可能熟知某一个民族的洪水神话，可能知晓独立成章的尧、舜、禹的故事；可能了解东方治水模式的理论，甚至可能读过《尚书》之类的古典文献，但要实现在历史纵深和文明广域之间交错自如的穿梭比较，恐怕并不容易。正是这种不容易，展现阅读的效用，拓展思想的视野。
V6)e Jy c%2C\UB ②“商人”来自“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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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家考证，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市场分工就十分细密，有了“百工”之说。到了殷商时代，比较正式的贸易已开始兴盛。像“财”、“货”、“宝”(“宝”)等表示贵重物品的文字，都有一个“贝”字偏旁。以贝为币，且贝必定来自海边，可能说明当时的生意甚至做到了海外。有人据此认为“商人”的“商”即是“商代”的“商”。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给定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中国人还是很会“自发”做生意的，且发展手工业和制造业技术的禀赋，也不比其他任何民族逊色。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技术进步还原到更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可能会有新鲜的启迪。
wc #+ Yh6 ———本例的旨趣并非是要炫耀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反倒是表达沉重的当下忧思。如果“商人”来自“商朝”，那么后来的“商人”之贱、之死，又是如何发生的？所谓“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到底包含哪些关键变量？这些追问显然不是纯粹的书斋话题。
AvW2)+6G 7:fC,2+ ③唐僧为什么受美女的欢迎
.j*muDVQn 博客站主：godard 博客地址：godard.tianyablog.com
~G0\57;h 4 ;G:.k!K 重看《西游记》领悟了一个道理：漂亮的女妖精或者公主之所以喜欢唐僧，并不是书中所说唐僧是个漂亮的小白脸，而是因为唐僧是个英俊而落魄的独行客、是个为了信仰风尘仆仆浪迹天涯的驴友。这种男人，无论古今，杀伤力都是很强的。如果有一天，一个来自异国的帅气青年，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风尘仆仆、不远万里经过你的城市，而他除了一只猴子、一只猪，和一个挑行李的大汉，身上是一分钱不带的，他酷不酷？他神秘不神秘？尤其是他说我有一个梦，要去传说中的圣地寻求真理，用来拯救我的子民，他能吸引多少女子？
?m&?BsW$) ———对待同一个文本，我们可以解释其内在逻辑，也可以借题解读发挥。有时候，精彩的解读比原作更能让我们会心微笑，因为在那一刻，重要的不是追寻真理或者标准答案。任由思想闪烁飞行，不仅有助于打破僵化思维，也是还原多彩世界的某种途径。
om$x ;L6 1.7tXjRd+ ④《游击队之歌》中的自由经济思想
c.5?Q >!+ 贴主：顺德菜农
|&JCf = 万科经济人俱乐部———
www.vankeweekly.com XXuIW Ihm 2-G he3 《游击队之歌》这首著名的革命历史歌曲中不小心吐露出为自由经济讴歌的思想，恐怕是当时的作词家料想不到的。歌曲开宗明义赞美效率优先：“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中间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完全符合自由贸易思想，当时物资紧张，但是如果强征根据地人民的财物建造枪炮厂，安全和技术成本高昂，不如抢夺敌人的产品更经济。歌词最后“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她，我们就和他拼到底”，画龙点睛的思想竟然是捍卫土地产权。
Jt4&%b-T ———交易无处不在。这个结论通过某种“无厘头”风格的“过度阐释”强烈地表达出来。它同时说明，可研究对象也无处不在。其实，将日常素材顺手拈来，化熟悉为陌生，在陌生中又传递熟悉，确实是一种可揣摩操练的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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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10%J'< ⑤印度在向东看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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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N[$bP)h7 十年来印度实现了平均6％的经济增长。但为什么不是中国的9％或者10％？有印度经济学家认为，两国增长率的差别可以理解为印度式民主的代价。印度面临比中国更为严重的贫困问题，而该国的精英增长方式不能很好地减少贫困。给定印度的历史、民族与宗教等初始条件，印度式民主虽然有利于协调社会冲突和维持稳定，但在政府治理和市场开放方面则有负面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提出“向东看齐”的增长思维。对于中国而言，应当学习的是印度的“亲商”政策，它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发展和本土企业家企业的成长。
JZ# O"rF ———中印两个大国的“龙象”之争牵扯无数注意力。在进行比较时，研究者很难克服核心价值观的偏好影响。认定民主是好制度的研究者，不但能够容忍而且时常忽略民主的代价；认定经济增长是国家首要目标的研究者，则不太能容忍并时常夸大民主的成本。其中的关键也许还是在于，“民主”这个貌似清晰的概念实际上仍是混沌不堪的。
dP8b\ H 25xpq^Zw ⑥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义利之辩”与制度变迁
L<HJ! 博客站主：王永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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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X 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的“义利之辩”可以借用现代博弈理论来解读。如果相信“义”有社会约束力，对应的是合作博弈；如果相信“利”有社会约束力，对应的则是非合作博弈。在古代定居型农业熟人社会中“义－利”基本统一，维持社会经济运作的主要是各种公理化的伦理规范(如儒家思想)；而在现代流动型陌生人社会中“利”容易压倒“义”，第三方作为合约的实施者(政府、法庭、仲裁人、中介机构)就变得很重要。社会制度的深刻变迁导致了博弈出规则。问题在于，在这两种治理机制的临界点上，制度变迁是如何发生的？
Q W ———“义利之辩”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专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漫长时期，也只有为国效力、征战拓殖、献身教会、玩味艺术等才属于高贵的举动；那些沉醉于无限制获取的人则被认为抛弃了“神圣的义务”，只有“坏良心”。制度变迁的不同也许是由于，东西方社会结构对契约精神的接受在广度和强度上有层级差异。
5<o8prt B (本期点评：李永刚)
MB$K ?"Y aA Hx^X^ 南方周末 2006-12-07 15:2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