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支教服务队给孩子带来快乐暑假
这些教学方法从前都没听过 “如果说以前我是一个迷失方向的孩子，在森林里找不到方向，那么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我要说我能行！”贵州省从江县往洞乡往洞中学初二学生王光明在送别前来支教的大学生时，用洪亮的声音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深圳大学“萤火虫计划”支教服务队的10名成员不会忘记，当他们刚走进学校时，看到的是一群羞涩的孩子，连走路时互相遇见也不会打招呼，而现在却能勇敢地走上舞台，或唱或舞或说。还有个原来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女孩子，现在居然走上讲台声情并茂地脱稿演讲，一讲就是半个小时。
在10名支教大学生要离开的那天，很多孩子流下了依依不舍的泪水。
记者注意到，7月30日，这些由深圳大学大一到大四的学生组成的支教服务队刚来往洞中学时，学校的留守老师和学生对他们是心存疑虑的，甚至有人问他们这些深圳来的大学生是不是来旅游的？第一天召集学生，才来了20多个。
但支教队员们顾不上这些，他们排出了日程满满的支教课程表。他们想得很明白，只有10天时间，并不指望能给孩子们带来多少知识性的东西，只希望能带给他们一个快乐的暑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件小事能触动他们，甚至改变他们的一生，也是有可能的。
支教大学生陈苗说，暑假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难得，因此从教学方法上要实施灵活教学和实用性教学，只要发现孩子们不爱听，马上修改教案甚至重新撰写。她在上科学课时，发现孩子们对宇宙星空这样的知识并不感兴趣，便马上调整为心理卫生、健康教育、食品安全方面的科学常识课。
第一天的教学中，支教队员尹博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口才与激励课。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述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农村孩子一路走来，考上城里的重点高中，然后考上大学，如何通过贷款、做兼职来维持自己的大学费用，直到如今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他的演讲旁征博引、趣味盎然、深入浅出，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很多学生都放弃了更为轻松自在的电影欣赏课而特地跑来听他的讲座。
活泼的课程和灵活的教学方法果然深深地吸引了孩子们。
第二天，在孩子们的口口相传下，一下子来了100多个学生。怎么办？支教队员只好把他们分为三个班，再分别设置班主任。
学校的留守老师听说这些大学生真的开始教起了学生，还教得很不错，也都悄悄地来到教室窗外听课。学校英语老师吴珍明听了一次课后，感叹大学生们教得真是好，什么3秒钟就能记住一个长单词，什么大声读出你的英语，这些教学方法他从前都没听过。
言传和身教，一个都不能少
每个支教大学生的言行，都印在当地人的心底。当校长丁帮堂从外地赶来看到他们睡在塑料薄膜铺成的地铺上时，差点掉下了眼泪。
和学生同吃同住的支教队员们发现因为没有水，学校的厕所已经数月没有冲洗。支教队员邓启明第一个挽起袖子从河里提来水冲洗。恶臭冲天，他没捂过一次鼻子。在他的带动下，之后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学生主动去冲洗厕所。
女队员都带了漂亮的遮阳伞。尽管山里的太阳很毒，爱漂亮的李惠婷却坚持没用遮阳伞。她知道，晴天打伞会给这里的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这里的孩子从不打伞，就那样被晒着，我们怎么能不跟他们一样？”
除了开设科学、音乐、地理、英语、普通话、美学等课程外，支教队员还举办了成语接龙大赛、演讲比赛、合唱大赛、文艺晚会、师生篮球赛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断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学校的三个班被这些大学生老师命名为“自信班”、“精英班”与“活力班”，而且还有各自的口号，比如“自信班”的口号就是“挑战自我，我们能行”，每次活动时孩子们都要喊出自己班的口号。短暂的10天里，支教队员随时随地都在设法感染与影响学生。
从自我反思中走向成熟
深圳大学团委副书记殷涛告诉记者，“萤火虫”支教队成立于2005年5月，是学生的自发行动。2005年五一期间，深圳大学义工联助学组的9名义工决定自费前往广东沙旁中学支教。在一个夜晚，他们在学校草地上看到飞舞的萤火虫，有了莫名的感动。他们决定将这个行动起名为萤火虫计划。回到深圳后，他们出版了支教专刊——《飞舞的精灵》，来述说他们对支教的感悟和理解。
第一年的支教行动在校内引起了关注，为第二年他们招募队员打下了基础。到今年暑假，在校园网上发出招募启事后，没几天招募邮箱就收到了200多封简历。在深圳大学校内开展的多项暑期活动中，萤火虫计划是最受追捧的活动，选拔比例竟达到1比4。
之后的面试更为严格。有个大二学生来面试时，一出口就是要去改变山村面貌、要改变孩子的一生。这样大而空泛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承诺，立刻导致他的落选。
更多的学生拿着精心写好的教案，将自己对支教的理解娓娓道来，他们的一片诚心就像夜空中的萤火虫，点亮自己，照亮别人。“优秀的人太多了，真的很难选择。”助学分会的李金全会长说。
面对民间发展起来的越来越有规模的萤火虫助学计划，深圳大学校方也行动起来。学校拿出专项资金补贴学生，还为当地送去扶贫物资。
在这样的组织下，萤火虫计划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从提出策划到组织面试再到确定人员、联系学校，都是由大学生独立完成，“扶贫＋助学＋调研”的萤火虫模式在实践中不断被完善。
今年，“萤火虫”支教队的成员决定对所有的教案建立备案，还对萤火虫计划作了反思，针对“短期支教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值得吗？”这个问题，他们算了一笔账：每次活动下来，每个队最少要花6000多元,还要让农村孩子放弃暑假帮助家长干活的时间，真正能学到什么？
反思之余，他们还在思索和探讨——不管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为孩子们带来一个快乐的暑假，就已经完成了萤火虫计划的初级目标。他们要把这些讨论和经验都当做资料留存，成为整个助学计划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刘芳
中国青年报
2007-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