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06　一个省与污染的“战争” [复制链接]

□本报记者　林楚方　姚佳威　□实习生　龙玉琴　潘晓凌
　　　
　　■资料：
　　珠江三角洲环保规划分三大战略，“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红线”战略提出构筑生态安全格局，规定了什么地方可以开发，什么地方不能开发，落实到具体的空间；“绿线”战略强调产业的生态转型，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蓝线”战略提出建设碧水蓝天净土的环境，解决历史欠账。
　　　　　
　　慢慢变好
　　“以前，我儿子会批评我，爸爸，你还是环保局长呢！你看，广东这天，这水！？”陈光荣经常被儿子陈思宇如此调侃，而他是省环保局副局长。
　　“那边的空气吸上一口，浑身舒服，一回来就极不适应。”陈思宇在澳大利亚读书，他把经历讲给父亲，而做过这样比较的人绝不仅仅是陈思宇。
　　和普通人一样，即使是作为省环保局副局长，陈光荣一家无疑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进入到2006年，陈光荣这样告诉儿子：蓝天白云天数多了，珠江水不黑不臭了。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坐船在那么臭的珠江上游览，而现在，我每年都会夜游珠江。”说这话的是广东省环保局负责珠江整治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2000年从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省环保局。
　　她表示，珠江的变化令她的职业荣誉感得到提升。“现在珠江水能稳定在五类，雨水比较多时能达到三类，全年平均四到五类。”
　　在广州，更勇敢的人则在当地官员示范下在江水中游泳，而三年之前，那是条令人心痛的江。
　　二沙岛，广州最昂贵的土地，静静地趴在珠江江心，这几年从她身边经过的水由黑变绿，由绿变清。岛北，凯旋会等广州顶级楼盘“俯视”江面，价格接近每平方米5万元人民币，江水水质好转被认为是房价拉升的一个极重要因素。
　　在佛山，20几年前，陶瓷、印染、电镀、电力、纺织、食品等产业迅速起飞，它们拉升了GDP，但它们制造污染的能力更惊人：它们让河流迅速变成黑色，让空气变得污浊。
　　当地环保人士警告，环境污染再不被控制，佛山将变成“污城”，“这不是危言耸听，投资者走了，高素质人口大规模迁移，并非不可能。”当地一位环保人士称。
　　佛山对环保的努力正在改变这一趋势。此时，流经佛山市区的汾江在变好，汾江边一张姓年轻人说，在三四年前，江水的腥臭味足以令行人却步。
　　“现在开始有了鱼。”他指着江对面的一片凉棚，凉棚下有很多老人在喝茶，打牌、聊天，“要是以前，老人家们可能会被熏倒。”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描述：××年前，家乡的河可以游泳，水中鱼蟹成群，晚上，天上的星星几乎会掉下来；慢慢的，不能游泳了；慢慢地，水变成五颜六色；慢慢地，鱼蟹开始死亡直致灭绝；慢慢地，星星不见了；慢慢的，月亮模糊了……
　　和环境污染提前遭遇的广东，在三年前对环境污染的宣战，与中央的要求和公众的愿望是合拍的。广州和佛山，只是整个广东的缩影。
　　“我们不是被动地治理，而是主动向环境污染反击！”地方环保局官员说。
　　
　　爬越“环境高山”
　　2006年上半年，广东的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4.4％，而二氧化硫和COD(化学需氧量)都在下降。还没有一个省能和广东相比。
　　二氧化硫是大气污染的罪魁，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意味着空气越来越不洁净，COD是水污染的祸首，可以使江水发黑发臭。
　　“简单讲，COD降低，可以使老百姓能喝到更干净的水，二氧化硫排放减少，可以使人呼吸更洁净的空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游霭琼说。
　　“这一高一低不是偶然。”陈光荣认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早，遇到污染问题早，使我们比较早地进行决策并采取措施。”
　　陈的一个同事则这样形容，“不是广东人比别人聪明，而是吃亏吃的早。”
　　广东省环保局原局长、现任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袁征回忆，“十五”期间，广东省在环保领域的投入达到1500多亿，占广东GDP的2.5％。
　　“在我的记忆中，全国其他地区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国际惯例为：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占GDP的3％，环境能得到有效治理。广东的投入比例已见到效果。”袁说。
　　广东现有污水处理厂88座，污水处理的能力居全国第一，以广州为例，新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建立，基本实现了广州珠江河段的截污，70％以上的污水经过治理后才流入珠江，而污水厂还在增加。
　　5年前，电厂脱硫率为零，现在，已经实现15％的脱硫率，“看起来比例还很低，但是在电荒的大背景下，电力不得不超常规发展的前提下，很不容易。”省环保局一官员称。
　　环保界有一个理论，就是污染和环保的关系呈倒U字型结构，初期，经济发展越快，污染就越严重，当到顶点时，要爬越“环境高山”，之后，环境也会随经济增长而变好。
　　“我不敢说现在就到了拐点，今年环境质量好转也和台风多、雨量大有关，但是，广东的环境肯定是越来越好。”
　　经济增长使广东成为GDP的英雄，这些GDP又将广东推向环境污染的“高山”，这一高山是否能跨越？
　　
　　转折
　　与记者接触的几乎所有被采访对象，都提到了《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和《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
　　“已经人大审议通过。”广东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袁征说。
　　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开各省之先，是中国第一个省部合作的环保规划，也是国内第一个通过立法实施的区域性环保规划，当地官员极为看重。
　　200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会见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时提出，希望广东省政府和总局联合编制珠江三角洲环保规划，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善广东环境质量。
　　此时，张德江刚刚从浙江调到广州，此后三年多时间里，治理环境污染，成为张德江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环保规划的制定也被认为是广东爬越“环境高山”的转折点。
　　按照张德江的要求，2003年，制定环保规划的工作开始启动，张德江亲任总顾问，组长由省长黄华华和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担任，十位院士和环保专家参与。
　　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张德江、黄华华和广东省有关官员多次为规划“吹风”。2004年2月26日，在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汇报会上，张德江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
　　“不少地方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他还捐出，不少地方，农民的居住环境比城市还恶劣，应引起高度重视。
　　省长黄华华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强调，环保事关广东的未来，事关人民身心健康，一定要常抓不懈。
　　常务副省长钟阳胜、主管环保工作的副省长许德立反复指出，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广东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加强治理。
　　“那几年，从我们对环境的监测结果看，到了不得不控制的程度，有些河流已经黑臭，没有污染容量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人吃了喝了不排，那不就憋死了吗？”当地环保系统一位官员回忆。
　　那时，这个在中国最有可能率先赶上发达国家的省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几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
　　2004年9月，在张德江提议下，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被当作重大事项提交人大审议，之前，也只有“十五”、“十一五”规划这样的规划才被列入“重大事项”。
　　审议阶段的讨论很热烈，很多常委对这个规划期望甚高，提出的意见具体到一个项目，一个说辞。
　　环保人士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规划，广东将治理污染的工作寄托给法律，冀望于通过法律手段使广东的环境污染得以从根本上解决。
　　
　　“这是一场战争”
　　珠江三角洲环保规划纲要这样描述2010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被大幅度削减，珠江三角洲水系主干、支流水质维持良好水平，酸雨频率明显下降……
　　“这是一场战争，”省环保局官员称，“但肯定是持久战。”按照规划要求，珠江三角洲环保规划提出“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三线战略。
　　搞了24年环保的监督处处长周全，被他的同事称为“老环保”，“红线以内是不许建设的，你以前在那里合法，现在就不合法了，在增城，他和他的同事让76家漂染厂关闭，包括在自然保护区里的。只要红线以内，就是不能开。”
　　而以前，周全则面对另一番景象，十几年前，当时的一位省领导几次要求增城关闭污染严重的工厂，甚至到当地督办，但直到他退任，污染企业也没有被关。
　　省环保局一位官员还记得，某地在生活区建水泥厂，省环保局不批，“我们还拍了桌子，对方到省里告状。”后来，地方通过人大，调整区域规划，把行政区变成工业区。
　　这样不得不批了，因为工业区对环境要求要低，而现在老百姓意见很大，企业也很头疼，当地也觉得环保局是正确的。
　　“生活区内建水泥厂，为此还改规划，现在想起来很荒唐。而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那些小的污染企业都要关闭，原则上也不再上水泥厂了，要搞也要在原料资源地发展。”
　　这位官员认为，环保规划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规划使全体地方官员达成了共识，其背后是广东人观念的革新。
　　
　　革新观念
　　在广东环保进程中，不得不提起发生在2001年的佛山市人大代表质询省环境保护局事件，令全国公众对广东省人大代表刮目相看。
　　位于佛山水域上游的四会市建了一个电镀城，佛山人强烈要求关闭电镀城，因为一旦出现污染问题，位于下游的佛山将遭灭顶之灾。
　　5年以后，周全仍记忆犹新，“我是亲历者，北江出事后，省政府对环保要求更高了，今年年底电镀城要全部搬走。”
　　他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环保观念不断提高，“万一出事，谁来保障？”省环保局另一名官员认为，人大代表关注环境问题，应该说是意识觉醒，说明社会的进步”。
　　上个世纪90年代，省环保局长到一个电厂检查，但对方连门也不让进，“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不要说是我们局长，就是我去，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情景。”周全说“环保规划的制定过程就是凝聚共识的过程，政府通过后报给人大，人大通过后由党委政府出面，各个书记市长都叫来培训。”
　　“大家重视环保，是重视身边的环境，是真正开始觉醒，看到环境已经成为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障碍，心里都着急，看到污染，他会愤怒，所以，你搞环保，大家能支持你。”佛山市环保局副局长杨永泰说。
　　杨永泰曾这样劝说当地的企业主，“环境污染这么严重，许多外来人都很紧张，作为本地人更没有理由不紧张！”
　　这个副局长还能清醒地回忆《焦点访谈》曾经曝光过的一个案例，记者问当地官员，你们污染环境就不考虑子孙？对方答：我们都饿死了，怎么会有子孙？
　　而广东，实际上不存在饿死的问题了，这就必须考虑子孙，生活无忧之后，他们对环境开始变得苛刻，而这是广东人环保观念革新的基础。
　　杨永泰认为，从2003年之后，环保工作“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做了18年环保，以前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现在大家能接受你，不仅仅是行政压力使他们支持，而是内心中支持”。
　　
　　主动治污
　　2005年12月15日，韶关北江污染事件被称为广东的“松花江事件”，事件对地方官员冲击极大。2005年12月29日，佛山市委书记黄龙云坦言，有两个事故对他刺激很大，一是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一是北江水污染事故。
　　“如果上游处理不当，我们在下游的就得用消防车运水、到处派发矿泉水！”幸运的是，这次事故得到妥善处理。
　　黄龙云进一步表示，“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所有的生活，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日常生活还是家庭生活全部将混乱不堪，一个城市出现一次类似事故，它的城市形象、综合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
　　持类似观点的官员并不在少数，黑色的水、污浊的空气和一系列环境危机事件使人们对解决环保问题不得不关心。
　　杨晓光，佛山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此前是中山大学副校长，从2003年到佛山工作，环保只是十几项分管工作中的一项，“而我的时间和精力要分一半放到环保上”。
　　他的一个办公室就设在佛山市环境监测中心9楼，这位从高校转入地方工作的副市长曾多次带队在半夜去查偷排。
　　2006年的一天晚上，杨晓光在夜间突袭了两家印染厂，面对污水，杨发火了，“这样的污水你们也排，受害的是老百姓，最后政府要花钱治理，你们的良心在哪里？！”
　　类似的检查，他的下属们已经习以为常，而工作的高强度也被杨的下属提起。北江镉污染事故期间，杨从英德会场赶回佛山开环保会，召开环保工作布置会议，在汽车上，下属看到市长手里拿着盒饭，菜就放在两腿之间。
　　“有的女同事会被累哭，因为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时间！”
　　佛山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讲述，有各种力量在逼迫你工作，不仅仅是市长，普通工作人员也在连轴转，因为那么多污染要监测，那么多项目上马，需要和各部门协调。
　　按照环境保护的规划，环保将被纳入官员考核指标，“民生问题和GDP同样重要，比如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杨永泰说。
　　2005年，佛山正式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考核的指标体系，单位GDP能耗和城市生态环境指数正式纳入考核，两个指标，各占10分(满分100)。
　　这意味着，即使你的GDP增长，但是两个指标没有完成，就有可能成为政绩瓶颈，“这是逼着地方官员们搞环保，我个人感觉，到年底，有可能有人会因为这个指标没有达到而影响整体考核。”杨永泰说。
　　而佛山只是广东主动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缩影。
　　
　　任重道远
　　即使对广东环境保护最乐观的人也不认为，广东的所有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虽然从程序上看，规划已由地方人大通过，意味着环境保护被纳入法制轨道，但袁征则担心实施效果，“理论上，违反决议便是违法行为，但实践中，这些违法行为很难追究法律责任，也不知道怎么追究。”
　　还有人担心，当珠江三角洲的环境污染企业被迫关闭后，将会转移到山区，流域上游等环境更为薄弱的地方。
　　那些贫穷的地方会接纳污染企业，当地官员坦承，省里和地方政府有不同利益取向。2006年，有人大代表提出过监督议案。
　　针对这一问题，陈光荣表示，“已经采取针对措施。山区上不上一些污染大气的企业，前提是当地的环境容量得有保障。但绝不能像先发地区以前那样搞，否则就完蛋了。”
　　而外界更为担心的则是广东经济重型化趋势对环境和能源的压力。
　　大亚湾石化基地、广州石化基地、茂湛石化基地等基地为结合点的沿海石化产业带，以及南海石化1200万吨炼油、广州80万吨乙烯等项目都被写入广东“十一五”规划。
　　“我在国外访问的时候，留学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陈光荣说，一般理解，重型化意味着破坏环境，但实际上。
　　“石化产业在国外搞了几十年了，他们转移到我们这里，技术也同时转过来，我们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所以并不必然带来污染。重化产业甚至比加工业的污染要小。”
　　他认为，令人担心的不是这些大企业，而是小企业，“大企业一般很注意环保，因为，一旦出事就是大事，一停产，损失巨大，他自己会严格约束自己。”
　　游霭琼则担心，随着重型化工业不断增多，能耗肯定会上升，“所以广东要继续保持能耗最低任重道远”。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广东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游霭琼分析，虽然广东污水处理能力全国一流，但是大部分污水处理厂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67个县中，只有21个有污水处理厂，覆盖面还有限。
　　此外，广东的酸雨频率依然较高，电厂的脱硫工作依然严峻，尤其是电力紧张，本来应该淘汰的污染严重的小型机组，还在使用。
　　洁净的空气、纯净的水，这一要求依然是公众最关注的话题。
　　在这个意义上，“任重而道远”绝不是一句空话。
　　(李丹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从太空看广东生态　　向春／制图

　　
　　2005年4月22日，26年历史的广州造纸厂100米高烟囱化为灰烬，尽管这家工厂曾功绩显赫，但却不环保。　CFP／图

广东治污模式有无借鉴意义
　　专访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别涛博士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裴晓菲博士
　　　　
　　□本报记者　刘鉴强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坦诚相告：“十五”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但环保指标没有完成。
　　目前，有一个信息引起了社会关注。国家环保总局对17省区的环保情况作了测评，上半年，两个主要指标－———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仍然上升。“十一五”的环保指标能否完成，令人担忧。
　　但其中一点，令许多人眼前一亮。广东省这两个指标，却分别下降了1.1％和2.9％。
　　如何解读这两个数字的意义，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别涛博士和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裴晓菲博士。
　　
　　什么因素导致污染下降
　　别涛：目前全国经济形势好，但环保形势严峻，许多地方环保指标不降反升。但广东出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环境质量开始同步好转的良好势头，堪称一枝独秀。
　　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国家希望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广东的领导也看准了这一条，所以3年前广东省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规划。正因为有这些规划，并明确提出“环境优先”，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裴晓菲：我有幸参加了3年前珠三角环境保护规划。
　　这是全国第一个省部联合的环境保护规划，这个规划提出“以人为本，环境优先”。当时提出“环境优先”时，很多人不同意，包括一些院士，他们说，提“环境优先”太早了点吧？
　　但是，考虑到当时珠三角的环境容量已经到极限了(环境容量是环境自净能力的指标，指自然环境可以通过大气、水流的扩散、氧化以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将污染物化为无害物的能力——编者注)，这个要求应当提出来了，而且，当时珠江三角洲也有了“环境优先”的经济实力。后来这个提法被上海浦东和江苏借鉴了。
　　别涛：“环境优先”的提法非常有价值。目前珠江三角洲等相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环境容量有限，在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上，到了提出和坚持“环境优先”原则的时候了。
　　从广东2003年提出“环境优先”，到2005年底国务院提出在优化开发区域要实行“环境优先”，可以说广东的经验对全国其他发达地区具有推广价值。
　　国家环保总局周生贤局长今年5月考察广东期间指出，广东是经济大省，也是环保大省，在当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他希望广东能在这些方面提供更多经验。
　　
　　取决于是否“说到做到”
　　别涛：规划先行，并不意味着环境问题自动解决。很多地方，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也弄个规划，但不起作用。现在跟各地的领导人交谈，提到环境，没有人不说重要，都说要保护环境。但一遇到实际问题，选择就不一样了：一个污染企业来投资，你接受还是拒绝？
　　广东省做了珠三角和广东省的环境规划，并经过省人大通过。一个专项规划能经过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很罕见。而且，广东省要求，环境保护要成为党委政府的执政行为，要成为公众的生活方式。
　　裴晓菲：这个规划制定之后，广东省立即对各地市的书记和市长进行集中培训，要求各地落实责任，切实执行。
　　别涛：广东说到了，而且也做到了，这很了不起。在深圳和东莞，已经关闭了一些类似的污染企业。广东还对各级政府实行了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比如这个流域的官员，必须对流域的环境负责，绝不能让劣质水流入下游。地方党政官员真的具有了环境意识，广东是个好例子。
　　裴晓菲：其实广东对全国也有借鉴意义。广东并不是只有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有穷地方，像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全国存在的问题，广东都存在，广东也有三大鸿沟：经济发展而环境滞后；环保目标高，而能力和手段低；珠三角环境管理条件好，而其他地方环境管理条件差。广东除了有个珠三角环保规划，还有广东全省的环保规划。全省的规划，并非各地一刀切，而是根据地区差异，分类指导，弥补这些差距，抹平这些鸿沟。这对全国来说，也有示范意义。

□本报记者　肖华
　　
　　几天前，43岁的炼油厂工人老王“冒了一次险”。
　　他蒸了一条鱼，一条亲手从广东茂名小东江里钓上来的鱼。
　　自从十多年前进入当地人俗称“油厂”的茂名石化公司以后，喜欢钓鱼的老王已经习惯钓了就放。
　　“你不知道水有多脏，吃了怕是不中毒也得癌。”他解释说。
　　然而，就在这两年，越来越多人开始把“战利品”带回家，这种情形促使老王挺身一试。
　　老王只是众多目睹小东江之变的市民之一。30年来，从南中国最大的炼油基地穿城而过的这条河由清亮而污浊，又由污浊而清亮。
　　8月27日，一阵急雨过后，钓鱼人群大都散去。小东江平静得让人忘记它曾经是一条可以燃烧的河流。
　　
　　两座“火焰山”，一条“火水河”
　　原名梅江的小东江，是一条中国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河，却屡屡得到邹家华、李长春等领导的多次批示，只因为它穿油城而过，承载着带走污染物的历史使命。
　　这座油城便是茂名，一个为纪念西晋时的炼丹老道士潘茂名而得名的城市，也是一个因“用石头榨油”而从荒野变得繁华的地方。
　　1958年，新中国极度缺乏石油，决定在茂名建炼油厂，用当地蕴藏的油页岩生产“人造油”。
　　土法炼制过程极为粗糙，每炼1吨油页岩需用30吨水。而工艺落后，几乎无法对污水作出处理，污水便带着大块大块的油膜直接泄入小东江，平均每天光废油就有100多吨。
　　很快，小东江就变成了一条“油河”，棕褐色的河面上罩着油膜，四处泛着或白或黄的泡沫，据说划根火柴丢进去就能点燃。老人都说，镇盛镇河段的确曾经被点着烧过。
　　当地人将能点燃的煤油称为“火水”，这条可以点燃的河流于是便被称为“火水河”。河流两岸，油膜浸泡过的杂草成片枯萎，炼油厂排污口以下近20公里河段鱼虾绝迹。
　　要知道，直到炼油厂建立之前的1950年代，当地人还靠着这条清澈见底的河喝水。人们流传说，当年老道士之所以选在这里炼丹，便是因为水好。
　　然而，比肮脏的河水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股弥漫在整个城市的恶臭。
　　“那种浓重的油的味道，又腥又臭，直让人恶心，”即使是现在，20多年之后，广东省环保局监督处处长周全依然清楚记得他第一次到茂名时的感受。
　　那是1980年代中期，在离茂名20公里之远的电白，这种臭味就扑鼻而来，“关上车门开空调都挡不住”。
　　为这种恶臭助威的是两座“火焰山”。
　　油页岩炼制中会留下大量矿渣，炼油厂在茂名市郊一南一北找了两块空地，将每年制造的200多万吨废渣倒在那里堆成两座占地数平方公里的大山。刚从炉子里拉出来的矿渣并未完全熄灭，暗自燃烧，使两座寸草不生的大山终日油烟缭绕，气味熏天，被称为“火焰山”。
　　两座“火焰山”加上一条“火水河”，使得这个全国最大的炼油基地几乎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之地，“当兵都没人愿意来，像西伯利亚一样”，当地人说。
　　
　　第一个“排污地标”
　　1972年春天，官厅水库污染，导致许多吃了水库鱼的北京人中毒，引发建国后第一项污染治理工程。
　　不久，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环保办)成立，环保事业在“文革”的一片混乱中蹒跚起步。
　　早在1973年会议之前，国务院曾要求各省进行环境调查，小东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就在那一年，环保办专门下文，要求茂名地区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控制日益严峻的工业污染。
　　事实上，标准的主要监督对象就是茂名石化炼油厂：那时候炼油厂每年排放废水约1.3亿吨，而地方企业全部加起来的排放量也只有320万吨。
　　没有人比炼油厂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其实环保概念甫一出现，就早已让他们感到了压力。1977年，炼油厂建起了一个每小时能处理800吨污水的处理厂。至此，在生产了近20年后，他们终于第一次有了污水处理厂。
　　可当大批专家来到茂名帮助制定一个显然将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的地方标准时，炼油厂并不甘心，逢会必争。
　　当时，按照国家标准，每升水中允许含油10毫克，而专家认为应该把标准提高到7毫克，炼油厂离此尚有距离。
　　“他们(炼油厂)担心自己达不到，我们也要在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当年参与制定这个标准的茂名市环保局罗副局长说，“不过好在这是国家派下来的任务，我们不怕，他们也没话说。”
　　一年之后，标准制定完毕，对6种大气污染物、8种水污染物的排放作出规定，是全国最早制定的环保地方标准之一。1982年1月1日起，这部地方标准正式实施。
　　
　　从“地标”鞭打到经济驱动
　　自此，“地标”就像一根竿子拦在了炼油厂门口。环保局每月抽查，一次超标便按一月超标来罚款，排污费一次就是几十万。炼油厂不得不一边改进工艺，一边添加环保装置。
　　1983年，炼油厂新建了一套脱硫装置。这套装置保护了茂名百姓头顶的蓝天：此前，炼油厂几乎每年有4万多吨炼油瓦斯放火炬烧掉，大量硫随着日夜燃烧的火焰排向天空。
　　像这样的新装置，炼油厂从“七五”期间开始制定环保规划，分期分批投入。随着它们陆续投产，炼油厂很快就站到了茂名地标的安全线内。
　　此后，这个地方标准分别于1992年和1998年进行了修订。每一次修订之初，尽管炼油厂总是颇为担心，但过不了多久，他们的各项指标通常会高于这个标准。
　　如果说这时候地标就像一根鞭子，那么进入新千年，作风强硬的茂名石化新任总经理李安喜上任后，炼油厂就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驶上了环保的快车道。炼油厂的一个解决途径是向管理要效益。以年产1300万吨油计算，综合商品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多产油近10万吨。
　　到现在为止，炼油厂综合商品率同比提高近两个百分点，许多以前排放掉的物质都进行了回收，仅硫磺去年就回收了12万吨，连废油都被收集起来回炼———几乎每个车间都专门设有隔油池，将油灌进桶里时，工人们都会小心地拿帆布垫好，免得滴在地上一下雨就漂了出去。
　　几乎是与此同时，市场压力也逐渐沉重。随着人们需求的提高，油品标号不断提高，如果不想丢掉市场，惟一的办法就是产品升级。而升级产品其实就意味着升级工艺与装置，环保自然是结果之一。
　　8月28日，在青草与小花遍地的炼油厂区污水处理池旁，记者看到，刷着绿色油漆的崭新盖子将污水与恶臭一道密封起来，待一套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将臭气中的氨等处理完毕后再进行其他步骤。
　　现在，每年外排废水中含油量已经从3万多吨减少到100多吨，仅相当于1970年代时一天排放的水平。
　　沿着油厂排污口横过一条街，便是当年百姓们争相放竹竿捞油的那条排污沟。浅而清亮的水缓缓流动，清晰可见的是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只剩下沟边石头上原油留下的黝黑印记，和两岸五彩斑斓的油泥，还在无声诉说往事。
　　过去笼罩全城的油腥味早已消散，却飘来旁边一家养猪场的恶臭。炼油厂主管环保的杨经理笑着说，“过去我们臭他们，现在他们臭我们了。”
　　
　　河流有多长，战线就有多长
　　管好了炼油厂、乙烯厂的排污口，小东江的污染来源就控制了一半。八九十年代，“火水河”渐成历史，水质从劣五类恢复到四类，鱼虾回游，偶尔还有成群白鹭飞翔。只有当太阳暴晒或者急雨冲刷后，河底含油淤泥才会泛起淡淡的油腥味。
　　至于“火焰山”，则干脆变成种满香根草与桉树的森林公园，1990年代初期被广东省评为首批环保教育基地。
　　然而，茂名人悬着的心刚放下一半，又被1990年代末时不时出现的死鱼事故揪了起来。
　　不过，这些事故的肇事者，大多都是当地企业。茂名市环保局长潘闻晓感慨道，“大企业现在非常自觉，小企业才真正让我感到任重而道远。”
　　最能体会个中滋味的，莫过于监察处的官员们了。大企业无需他们多跑，坐在办公室看看在线自动监测仪就够了，那些中小企业，则让人要绞尽脑汁。仅小东江及其上游白沙河沿岸的103家排污企业，每一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就在前不久横扫茂名的台风“派比安”来袭之日，监察支队长叶广勇一行三人还顶着暴雨出现在一家氮肥厂的排污口旁，污水正在奔涌，而厂内的污水处理装置寂然无声，这家“偷排”企业被抓个正着，罚款不说，还全市通报。
　　即便是能关闭工厂，麻烦也并不少。做了十多年环保监察的冯坚已记不清自己关掉了多少个厂，他矛盾地说，“关一个厂，既容易又难。”
　　看起来，环保之路因此迢迢，炼油厂的排污沟悄悄昭示着这一点。
　　倘若沿着炼油厂排出的清亮水流再往前多走几百米，便会发现从两岸一些其他排污口里流出的油渍悄悄在水面扩散。而在小河沟的更远处，长长的竹竿依然斜横水面，油膜缓缓聚集，空无一人的岸边搁着三个满是黑油的铁皮桶。
　　(李丹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多年前，小东江是一条可以“燃烧”的河，而现在可以钓鱼，已经恢复了生态功能。
　　本报记者　肖华／图

环境治理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