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一去不返的列宁装
列宁装、布拉吉的年代逐渐远去，曾经时尚的俄罗斯元素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经历了巨大的变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葛万青、张春宁报道 “做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这句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中颇为流行。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处处以苏联为模式，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老大哥”的影响。
爱列宁装，更爱“布拉吉”
有意思的是，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却在当时的中国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它的外观是西服领、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既朴素干练又英姿飒爽。
专家称，这一服饰变化，除了表明中国女性也有革命诉求之外，还因为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此外，列宁装有时还会附加上一条腰带，它的紧束功能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现。
66岁的郑阿姨原籍哈尔滨。据她回忆，1945年东北解放后，列宁装便在当地出现，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流行开来。在郑阿姨居住的军队大院里，单位统一发放了这种式样的衣服，妇女们几乎都穿着它，时髦一些的还将白衬衫的领子翻在外面，搭配得十分漂亮。
郑阿姨对《国际先驱导报》说，当时，她母亲那一辈的妇女把能穿上列宁装视为一种荣耀。
“我还记得，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女劳模的照片，比如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也都是穿着列宁装，十分精神。我当时很羡慕她们，希望自己赶快长大，也可以穿这么漂亮的衣服。”郑阿姨说，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都是清一色的蓝、灰、黑。
除列宁装外，当时很受女孩子们欢迎的还有“布拉吉”（俄文译音，意为连衣裙）。郑阿姨当时上的小学完全按苏联模式管理，一年为学生订制两套校服。夏天的校服最初是黑色连衣裙，裙子上部类似背心，通常在里面搭配白衬衣。后来又发过一种花裙子，翻领，泡泡短袖。到了冬天，女学生就统一穿呢子上衣，外面再套一件大衣，也完全是苏联风格。“老师的服装也是统一的竹布蓝连衣裙，十分好看。”郑阿姨说。
时髦的苏联人已经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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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装风潮直至中国与苏联的交恶，才逐渐退潮。随着社会政治思潮的进一步无产阶级革命化、对服装的禁锢也越严重，主流女装成为了军装。曾经的“布拉吉”因会暴露腿部而无人敢问津。这个外来词也因“连衣裙”一词的出现，逐渐被多数中国人遗忘。
当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内地向世界封闭已久的大门，港台、欧美等文化趁势而入，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而相当一段时期中苏关系没有实现正常化，也使彼此对各自的了解出现真空。
而当苏联解体，中俄边贸在倒爷们推动下“井喷”时，中国人惊讶地发现，曾让他们觉得时髦的苏联人已经落伍了。最直接的证明就是，曾以苏联服装为新潮的中国，转而变成了俄罗斯市场服装主要来源地之一。
近些年，对中国人流行时尚起到影响的外来力量多是以“麦当劳”、“饶舌乐”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要寻找俄罗斯文化的痕迹已属不易——况且俄罗斯本身也遇到了如何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保存自身文化的问题。
而且，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出现了俄罗斯人青睐中国式生活的情形。今年春节就有不少俄罗斯人来到中国边境城市过年、吃饺子、放鞭炮。
舍宾：列宁装时代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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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仔细寻找当代中国人生活中的俄罗斯元素，也不会失望而归。目前，在都市白领女性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舍宾”形体运动就发端于前苏联。
套用专业术语，舍宾是“综合的人体美化系统工程”。据舍宾（中国）总部网站数据显示，目前该机构以特许加盟的形式在中国73个城市发展了200余家舍宾连锁俱乐部，其中光北京就有53家。
体育专家康天成1991年应邀赴前苏联讲学时接触到舍宾运动。1996年他将其引入中国。但在中苏时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一舶来品并不像当年列宁装和布拉吉那样立刻被中国人接受。为此，康天成除通过媒体宣传外，还邀请了俄罗斯的舍宾运动代表团来华访问。
但上述访问成行并不轻松：当康天成买好所有演员的机票，办好签证及一切相关手续的时候，却被有关部门通知不能入境。在付出48小时未眠和一千多美元电话费的代价后，他终于让舍宾之美展现于中国人面前。
当然，今天中国人生活中的俄罗斯元素，已很难达到令整个中国为之倾倒、追随的程度。列宁装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俄罗斯人：从英雄到明星
勤奋、坚韧的苏联英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被“靠自己努力打拼出一片天地”的俄罗斯当代明星取代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葛万青报道 1952年，经上级同意，北京五中命名了第一届“保尔班”。两年后，当时12岁的徐祖哲与同学们，以全面优秀的成绩在同年级的十个班级中争得了第二届“保尔班”的命名。那个时代，在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科察金事迹感召下，中国多个城市的学校里开设了“保尔班”。班里汇聚同一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保尔精神，并给全学校作出表率。
“保尔班”少年
据徐祖哲回忆，当时，保尔的画像和“保尔班”的牌匾挂在教室里，对同学们是极大的荣誉。语文中的《筑路》一课更使大家理解了在艰苦环境中锤炼出来的“钢铁意志”。“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外，像《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等介绍苏联英雄的书，我们每本都读了几十遍”。
徐祖哲说，他所在班级的56名同学经常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访问过教育学家高士其，“红十字少年”的培训活动得到原卫生部长李德全的视察，参加公益劳动，挖湖、扫街、做好事更是全班一起出动。
“我们不仅获得体育比赛优胜，还有自己的民乐队，还有不少同学参加了市少年科技馆的航模、电信等活动，学习成绩也十分突出，一批同学获得北京市‘优良’奖章”。徐祖哲所在班上的同学从不因“身份”不同而产生矛盾，总是互相帮助，不让一个同学掉队。1956年在初中毕业时全部同学都成为了共青团员。
为斯大林掉泪
“由于我和斯大林生日是同一天，因此记得每逢这个日子学校都会搞各种庆祝活动。”他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
斯大林逝世时，徐祖哲上初一。他说，他所住的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大院里，老师们天天都开无线电听新闻，对于斯大林的病情一直比较关注。“当斯大林逝世的消息通过大喇叭广播后，大家都很难过，有人还掉了眼泪。”徐祖哲记得为斯大林举行追悼会当天，国内降了半旗，人们原地默哀，火车鸣笛致意。
今年60岁的蒋阿姨当时就读于上海的一家小学。她回忆说，当时书本、报纸、广播宣传了不少苏联党政领导人的事迹，比如列宁按规定向哨兵出示证件以及排队理发等，让她和同龄人感觉很亲切。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她们无法主动了解更多、更全面的关于苏联领袖的事情。当后来国内开始批判斯大林是杀人如麻的暴君时，很多人从感情上一下子无法接受。
随着中国与“苏修”斗争加剧，以及苏联内部对于“个人崇拜”的清算，斯大林等领袖的高大形象开始在中国人心头变得模糊，并逐渐被蒙上了历史的灰尘。而曾经在学校开设的“保尔班”，也渐渐消失了。
普京：新崇拜年代
与蒋阿姨那个时代人们主要被动接受苏联的宣传不同，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年轻人可以主动通过因特网了解自己关心的全球热点人物。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了不少中国年轻人的崇拜偶像。
在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有关他生活经历的各种书籍层出不穷，而且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人们还通过上网等方式，争相一睹这位桑勃式摔跤和柔道高手的风采。普京乘战斗机飞临车臣督阵剿匪，或者短暂驾驶战略轰炸机飞行的新闻，往往在第一时间内就成为中国“粉丝”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一些普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比如走路时左手摆动幅度明显大于右手，豢养着一条名叫科尼的拉布拉多犬等等，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发现，中国的“普京迷”们喜欢称自己的偶像为“京哥”。有中国网民还为普京开设了中文网站，并自发将一些介绍偶像的俄语资料翻译成汉语。
由于普京拥有公认的“酷毙了”的外形，因此，不少中国网民将其称作“男人中的男人”，有人几年来坚持收集他的剪报，一些异想天开的女生希望有机会当他的秘书。
而中国一些平常惯于绷着脸报道国际大事的媒体，在说到普京“大换内阁”“智斗寡头”的时候，也忍不住用娱乐化手法处理，更为这位俄罗斯政坛领袖增加了明星光芒。
此外，体坛明星辈出的俄罗斯，在中国也有大批追星族。从库尔尼科娃到莎拉波娃，美女选手们令人目不暇接。当前最为抢眼的恐怕是许多网站都推出写真集的莎拉波娃。
分析人士称，虽然当前中国青年在追求个性张扬和价值认同过程中带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多元化的偶像崇拜。而且，毕竟他们所崇拜的普京或者莎拉波娃等人都确实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了一片天地。这些偶像的身上也体现了诸如勤奋、坚韧等苏联英雄们的优良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