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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3）

脂砚斋在这一回的批语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值得注意的是“其事虽未漏”一句，指的什么？可以有下列两种解释：

　　（１）（原文中）秦可卿的真实出身虽然没有彻底泄漏，写她与贾珍的淫情未尝不可，

但考虑到她那托梦给凤姐所讲的话实在让人悲切感服，所以让芹溪删去了“淫丧”的文字。

　　（２）秦可卿在托梦中所讲的那些话，虽然并没有自己泄露自己的真实出身（仿佛是别人委托她来讲那些话似的），但考虑到……还是让芹溪删去了“淫丧”的文字。

　　无论怎样解释，都有一个前提，即秦可卿的出身及病情及死亡里，都包含着有一个可能泄漏出的“天机”。庚辰本脂砚斋有条批语说“……可卿梦阿凤，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何！”设若秦可卿确系一弃婴，则长大后嫁入贾家，死后如此风光，何来“生不逢时”的“奈何”之叹？

　　该是仔细探讨有关秦可卿的“天机”的时候了！这实在关系着对《红楼梦》一书许多重要问题的再认识、再理解！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1）

汇辑我关于《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书于１９９４年５月由华艺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册书刚开始发行，与我争鸣的文章便连续出现，上海陈诏先生一篇长文发在贵州省红学会的《红楼》杂志１９９４年第二期，同样的观点，亦见于他为上海市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之谜》一书（１９９４年１月第一版）所撰写的“答问”中；同时，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副刊又于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号刊出了梁归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间与限度》一文，该文副标题为“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起” ，读其文，则可知他的“想起”，主要还是由于读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该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书）；这些与我争鸣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绝不嫌其多。关于《红楼梦》，值得我们争论的问题实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

　　关于《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一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一神秘形象所引发出的种种问题，是最具魅力的“红谜”，虽然陈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说成是“形成了他所谓的‘秦学’”，并称“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却也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绽累累”，“这个问题无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梁归智先生也在讲述了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系列质疑之后，这样说：“我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秦学’阵地的。那只怕已经成了刘心武同志的一种‘信仰’。”他们二位在提及“秦学”时都未免是“借辞含讽谏”，但我深信“红学”的这一分枝——“秦学”，到头来是能被肯定下来，并繁荣光大的。说我的观点只是“曾产生一定影响”，这个“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点；说“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以目前情况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种学术观点，其赞同的多寡，并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书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当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秦学”必得在坦率、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议结诗社的贾宝玉一般，要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说出来大家平享！”

　　我且不忙针对梁、陈二先生对我的质疑、批驳，逐条进行申辩，我想先把我们之间的误会部分排除，这也是我希望所有关心这一讨论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属于“探佚学”，也就是说，“秦学”不仅要“探佚”，也还要牵扯到“曹学”、“版本学”、“文本学”乃至于“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它其实是“红学”诸分枝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但为讨论起来方便，我们且姑将其纳入“探佚”的“空间”。

　　在我来说，这个“秦学”的探佚空间，它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红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唯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亏得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补丁”的地方。因此，“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一层的探究中，有一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对有关涉及秦可卿的文本的修改，是出于非艺术的原因，而非纯艺术的调整。那种认为秦可卿的形象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混乱，系因曹雪芹将其从《风月宝鉴》旧稿中演化到《石头记》时，缺乏艺术性调整而造成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显然在一度已写讫的《石头记》文本中，秦可卿的形象是已然相当完整、统一的，现在的文本之矛盾混乱，除了是由于非艺术考虑（避“文字狱”）的删改，还在于第八回末尾所加上的那个关于她出身于“养生堂”的“增添”（即“补丁”）；这是症结所在。概言之，“秦学”探佚的第一个层次，便是探究“在原来的文本里，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推断。

　　第二个层次，是曹雪芹的构思。从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究出有关秦可卿的一度存在过的文本，还可以探究出他对如何处理这一人物的曾经有过的构思，这构思可以从现存的文本（包括脂评）中推敲出来，却不一定曾经被他明确地写出来过。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经怎样地写过秦可卿，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他曾经怎样打算过；我关于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诗的探究，便属于这一层次的探佚。我认为这首回前诗里“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还出现了“未嫁先名玉，来时姓本秦”的引句），起码显示出，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我还从关于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升的对比性描写及全书的通盘考察中，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是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这样来安排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但他后来写成的文本中，这一构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确写出的文字，叫作“显文本”，把他逗漏于已写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对这“显文本”的探佚与对这“隐文本”的探佚，是相联系而又不在同一层次上的探佚，因之，其“探佚的空间与限度”，自然也就不同。我希望今后与我争鸣者，首先要分清这两层“空间”。 (6?pBdZ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1）

汇辑我关于《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书于１９９４年５月由华艺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册书刚开始发行，与我争鸣的文章便连续出现，上海陈诏先生一篇长文发在贵州省红学会的《红楼》杂志１９９４年第二期，同样的观点，亦见于他为上海市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之谜》一书（１９９４年１月第一版）所撰写的“答问”中；同时，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副刊又于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号刊出了梁归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间与限度》一文，该文副标题为“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起” ，读其文，则可知他的“想起”，主要还是由于读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该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书）；这些与我争鸣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绝不嫌其多。关于《红楼梦》，值得我们争论的问题实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

　　关于《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一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一神秘形象所引发出的种种问题，是最具魅力的“红谜”，虽然陈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说成是“形成了他所谓的‘秦学’”，并称“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却也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绽累累”，“这个问题无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梁归智先生也在讲述了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系列质疑之后，这样说：“我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秦学’阵地的。那只怕已经成了刘心武同志的一种‘信仰’。”他们二位在提及“秦学”时都未免是“借辞含讽谏”，但我深信“红学”的这一分枝——“秦学”，到头来是能被肯定下来，并繁荣光大的。说我的观点只是“曾产生一定影响”，这个“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点；说“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以目前情况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种学术观点，其赞同的多寡，并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书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当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秦学”必得在坦率、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议结诗社的贾宝玉一般，要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说出来大家平享！”

　　我且不忙针对梁、陈二先生对我的质疑、批驳，逐条进行申辩，我想先把我们之间的误会部分排除，这也是我希望所有关心这一讨论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属于“探佚学”，也就是说，“秦学”不仅要“探佚”，也还要牵扯到“曹学”、“版本学”、“文本学”乃至于“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它其实是“红学”诸分枝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但为讨论起来方便，我们且姑将其纳入“探佚”的“空间”。

　　在我来说，这个“秦学”的探佚空间，它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红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唯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亏得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补丁”的地方。因此，“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一层的探究中，有一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对有关涉及秦可卿的文本的修改，是出于非艺术的原因，而非纯艺术的调整。那种认为秦可卿的形象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混乱，系因曹雪芹将其从《风月宝鉴》旧稿中演化到《石头记》时，缺乏艺术性调整而造成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显然在一度已写讫的《石头记》文本中，秦可卿的形象是已然相当完整、统一的，现在的文本之矛盾混乱，除了是由于非艺术考虑（避“文字狱”）的删改，还在于第八回末尾所加上的那个关于她出身于“养生堂”的“增添”（即“补丁”）；这是症结所在。概言之，“秦学”探佚的第一个层次，便是探究“在原来的文本里，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推断。

　　第二个层次，是曹雪芹的构思。从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究出有关秦可卿的一度存在过的文本，还可以探究出他对如何处理这一人物的曾经有过的构思，这构思可以从现存的文本（包括脂评）中推敲出来，却不一定曾经被他明确地写出来过。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经怎样地写过秦可卿，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他曾经怎样打算过；我关于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诗的探究，便属于这一层次的探佚。我认为这首回前诗里“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还出现了“未嫁先名玉，来时姓本秦”的引句），起码显示出，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我还从关于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升的对比性描写及全书的通盘考察中，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是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这样来安排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但他后来写成的文本中，这一构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确写出的文字，叫作“显文本”，把他逗漏于已写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对这“显文本”的探佚与对这“隐文本”的探佚，是相联系而又不在同一层次上的探佚，因之，其“探佚的空间与限度”，自然也就不同。我希望今后与我争鸣者，首先要分清这两层“空间”。 .dVo[m;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2）

第三个层次，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这就进入了创作心理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绝非曹雪芹的自传与家史，书里的贾家当然不能与曹家划等号；但我们又都知道，这部书绝非脱离作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纯粹想象之作、寓言之作（当然那样的作品也可能获得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我们不难取得这样的共识：《红楼梦》并非是一部写贾家盛衰荣枯的纪实作品，但其中又实在融铸进太多的作者“实实经过”的曹家及其相关社会关系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沧桑巨变。因此，我们在进入“秦

学”的第三个层次时，探究当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并因此而终于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加深理解曹雪芹关于秦可卿的构思和描写，以及他调整、删改、增添有关内容的创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这个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就跨入了“曹学”的空间。比如说，我认为，曹雪芹最初写成的文本里，是把秦可卿定位于被贾府所藏匿的“类似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的后裔（注意我说的是“类似”而非必定为“义忠老亲王”一支），根据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为雍正的政敌“塞思黑”藏匿了一对逾制的金狮子，陈诏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藏匿金狮子尚且要惹大祸，何况人乎？因此，隐匿亲王之女“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以为他“绝对”二字下得太绝对化了，诚如他所说，清朝宗人府是要将宗室所有成员登记入册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给以红带，附入黄册，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带”革退宗室给带载入《玉牒》，以免湮灭的行文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再宗室觉罗之弃子，今虽记蓝档内，以宗人府定例甚严，惧而不报，亦未可定”，并举实例：“原任内大臣觉罗他达为上驷院大臣时，因子众多，将弃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领郑特闻之，乞与收养，他达遂与之……”可见规定是规定，即使是皇帝亲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这样那样缘故，而暗中违仵的。我对秦可卿之真实身份乃一被贾府藏匿的宗室后裔的推断，是根据曹家在那个时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诸王子中，偏偏没有后来的雍正皇帝，却又偏偏有雍正的几个大政敌，这几个政敌“坏了事”，自然牵连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们能胜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后来感到“大势已去”，想竭力巴结雍正，也还暗中与那几个“坏了事”却也并未全然灰飞烟灭的人物及其党羽联络，从几面去政治投资，也很自然。希望随着有关曹家的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现，《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与贾元春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显露出来，哪怕是云中龙爪、雾中凤尾。

　　第四个层次，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人文环境。《红楼梦》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明文宣布他写此书“毫不干涉时世”，他也确实是努力地摆脱政治性的文思，把笔墨集中在“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体的文本把握上，他淡化了朝代特征、满汉之别、南北之分，使这部巨著的风格极其诗化而又并非“史诗”。但这部书的创作却又偏偏打上了极其鲜明与深刻的时代印记，在有显示出作家所处的人文环境是如何地制约着他的创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这一制约，在“文字狱”罪网密布的情况下，用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的文字，编织出了如此瑰丽的伟大巨著。秦可卿这一形象，正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在艰难险恶的人文环境中，为艺术而奉献出的超人智慧，与所受到的挫折，及给我们留下的巨大谜团，以及从中派生出“谜”来的魅力。我最近写成一篇《〈红楼梦〉中的皇帝》，指出，《红楼梦》中的皇帝，你是跟曹雪芹在世时，以及那以前的哪一个清朝皇帝，都划不上等号的，因为书中的这个皇帝，他上面是有一个太上皇的，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过这种局面，而等到乾隆当太上皇时，曹雪芹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从《红楼梦》里那个皇帝的隐然存在的描写中，发现那其实是曹雪芹将康、雍、乾三个皇帝的一种缩写，换言之，他是把对曹家的盛衰荣枯有着直接影响的三朝皇帝，通过书中一个皇帝对贾家的恩威宠弃，典型化了。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是弄通《红楼梦》中关于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关键之一，比如，为什么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之后，丧事竟能如此放肆地铺张，而且宫里的掌宫太监会“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这当然都不是随便构思、下笔的，这笔墨后面，有政治投影，因此“秦学”的空间，也便必须延伸到关于康、雍、乾三朝权力斗争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间，当然也就大大地展拓开来。

　　我感觉，陈诏先生与梁规智先生对我的“秦学”见解的批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把我在以上四个层次中的探索，混为一谈了，故而令我感到缠夹不清、一言难辩。现在我将“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一一道明，庶几可以排除若干误会，使与我争论的人们，能在清晰的前提下，发表出不同意见，而我与见解相近者，今后也可更方便地与之讨论。

樯木.义忠亲王.秦可卿（1）

汝昌前辈：

　　得您端午大札，蒙您见告：近考“潢海铁网山”所产“樯木”即辽海铁岭山中的梓木，潢水是大辽河的主源，蒙语曰锡喇穆伦［或作楞］，河自古北口以北流至铁岭之正北，此处明代设“辽海卫”，铁网山即铁岭甚明，夹一“网”字寓“打围”之义，盖清代在此有大猎场。梓木高而直，故似桅杆也，汉帝以梓作棺名曰“梓宫”，义忠老亲王即取此义，隐寓“

帝位”（康熙太子胤礽与其子弘皙）。您说：可卿之殓竟用了“梓宫”之材，此中意味深长。极是。

　　端午大札早悉，迟至今日才回，是因为看了一个月的世界杯球赛，并应邀为报纸特刊写些侃球的文章，都是些速朽的文字，十足的板儿水平——《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有板儿将手中佛手换来巧姐手中圆柚当球踢着玩的情节——让您见笑了！

　　大札所示内容极为重要。《红楼梦》第十三回所出现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影射胤礽是很明显的。１６７６康熙十五年，才十八个月的胤礽由乳母跪抱着完成了册封他为太子的庄严仪式，后来被精心培养长大成人，康熙外出征战时他代理政务，六次陪同康熙南巡，可是１７０８年却在随康熙北狩的御营中被废——这“潢海铁网山”可是“千岁爷”“坏事”的场所啊！另外，斥废太子是当着全体在场的皇子及其他皇族权贵进行的，即是在“天潢贵胄”云集的情景下“坏事”的，“潢海”或许也还含有此层意思；而且被废后是以铁锁网状绑缚后押回京城的，当时随行的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描写，故“铁网山”我以为亦含双关——但随后不久康熙又后悔，１７０９年他将太子复位，到１７１２年康熙又再次将太子废黜；这过程里康熙其他十多个儿子中约有一半卷入了争夺接班人地位的权力斗争，但胤礽始终只是遭到禁锢而并没有被公开或暗中杀害。如果曹雪芹完全虚构，他可以说那樯木的原主已经伏法或者自裁，但他行文却是“原系义忠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坏了事”三个字里绵延着康、雍、乾三朝里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胤礽在康熙朝就“坏了事”但并未一坏到底，到了雍正朝一方面对他严加防范，另一方面因为他已经不是最大和最难对付的政治威胁，雍正也还封他为理亲王，他在雍正三年病死（起码表面上病死），雍正准许他的儿子弘皙嗣其爵位（为郡王），这在您的《新证》和《文采风流第一人》等著作中都有极详尽的考证。曹雪芹祖辈、父辈与胤礽过从最密，常被人举出的例子就是胤礽的乳母之夫（乳父）凌普可以随便到曹家取银子，一次就取走过二万两。曹家当然希望胤礽能接康熙的班，即使“坏了事”，因为康熙在最终如何处置他上多次摇摆，胤礽究竟是否彻底失去了继承王位的可能，直到康熙咽气前一刻都还难说，曹家肯定不会中断与胤礽一族的联系，并且还要把宝持续地押在他和弘皙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帮他藏匿财物甚至未及被宗人府登记的子女，一方面可以说是甘冒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进行政治投资。您所提供的材料，进一步说明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的原型，正是“义忠老千岁”的千金，她的睡进“梓宫”，正是“落叶归根”。《红楼梦》故事的背景，已是乾隆初期，乾隆为了缓解父王当政时皇族及相关各派政治势力间的紧张关系，推行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曹家是受益者之一，这时不仅曹雪芹父亲曹得以恢复官职，家境一度回光返照般地锦衣玉食起来，而且朝中有人——曹雪芹的表哥平郡王福彭是乾隆手下的权臣，所以那时大约十几岁的曹雪芹很经历了几年浸泡在温柔富贵乡里的绮梦般生活，这些史实虽经您一再申诉，但许多人直到今天仍懵懂地觉得“曹雪芹不是在南京很小的时候他家就被抄了吗？他哪来写北京贵族生活的生活体验呢？”其实曹雪芹恰恰是有这“最后晚餐”的体验的。当然，好梦不长，到乾隆四年，就爆发了胤礽儿子弘皙勾结另外几位皇族阴谋夺权的事情，弘皙他们甚至已经搭好了政权班子乃至服务机构（如太医院），据说还使用了明矾水来写密信（表面上看不出，需特殊处理才显露真意），《红楼梦》第十回，正文里说那张友士是来京城为儿子捐官的，却在回目里称他为张太医，而且开出那么个古怪的药方，这些细节我以为都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绝非向壁虚构。实际上弘皙欲成就“老千岁”的“大业”，摆出“影子政府”的姿态，在那时的贵族富豪家中已经不是什么绝密的事情，《红楼梦》第四十回在牙牌令里出现“双悬日月照乾坤”、“御园却被鸟衔出”的字样，实非偶然，都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的投影。但乾隆毕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这个严重的政治危机，斩草除根却并不大肆宣扬，甚至尽可能不留下什么档案，这就是为什么受到牵连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曹家在那以后究竟是怎么个情况，竟总难找到具体详实材料的根本原因。一些人总以为雍正五年曹家在南京被抄后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其实不然，是在乾隆元年经历了一番回黄转绿，“三春过后”才终于“树倒猢狲散”的。《红楼梦》前八十回写的并非江宁织造时期的盛况，而是取材于乾隆初期曹家的末世光景，脂砚斋在批语里一再提醒读者“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所以说，弄明白了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年曹家从死灰复燃又忽然灰飞烟灭这个写作背景上的大关节，才能真正读懂《红楼梦》啊！也只有弄明白了乾隆对“义忠亲王老千岁”那不知好歹的余党的深恶痛绝，镇压起来“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毫不手软，才能懂得脂砚斋为什么要求曹雪芹将有关秦可卿的故事加以删节，并且故意把她的真实身份隐去，偏说她是从“养生堂”里抱来的野种。

樯木.义忠亲王.秦可卿（2）

据王士祯《居易录》卷３１，胤礽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写过一副对子，大受康熙夸赞：“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与胤礽过从甚密的曹寅、曹 很可能常常引来激励子侄们向这位“千岁”学习。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我们可以看到“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这样的联句（托言宋秦观句，但翻遍秦观文集也找不出来），还有“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托言唐颜鲁公句亦无根据），其中，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些个胤礽少年联句的影响呢？很可能，曹雪芹对胤礽这个牵动着他家至少三代人命运的神秘“千岁”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在《红楼梦》第二回里他通过贾雨村之口所说的那种秉正邪二气的异人里，也许就隐藏着一个胤礽。有些人总嫌“红学”的分支“曹学”“喧宾夺主”，其实，岂止应该把曹家的事情弄清楚，把胤礽这位“坏了事”的“千岁”的事情弄清楚，都是准确把握《红楼梦》文本真情真意的大前提啊！我的关于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的研究，算是“红学”的一个小分支吧，虽被讥为“秦学”，我却不想改弦易辙，还要继续探究下去，因为我相信，只有把曹雪芹的身世以及写作背景，以及他不得不修改秦可卿出身死因的种种具体原由弄清楚，才能真正读懂《红楼梦》文本，也才能进入深刻的审美境界。

　　感谢您的一再指教，特别是多次提供资料线索，令我眼界思路大开！

　　溽暑中望您格外保重！

　　晚辈刘心武拜书

　　　　【附】周汝昌

　　铁网山·东安郡王·神武将军

　　——致刘心武

　　心武学友：

　　昨日收到前日的《今晚报》，我方看到你７月１２日写给我的“论红书简”——这“看”字是该加引号的，因为拙目已不能阅报观书了，是家里人念给我听的。

　　我听了之后，大为高兴，深感你的见解与文笔更为深沉精练，可知日进千里，君子不息。

　　你这篇书简写得好，内容十分重要。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通过相互启发切磋和共识，已然逐渐显示清晰，可说是红学史上一大“突破”。因为，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红楼奥秘。

　　你引了我信札中的考证收获：“潢海”即辽海，今之辽北铁岭地区，亦即雪芹上世由京东丰润出关落户的地方，薛蟠透露：樯木是他的父亲给义忠亲王“老千岁”（皇太子也）从家乡带来的。这表明薛家原型也就是铁岭人，都是内务府包衣人，故为“支内帑”做“皇商”之家世。“铁网网”者，即“铁岭”（辽海卫地区）的大围场所在，所以冯紫英才随其父神武将军冯唐到那里去打围行猎——而特笔写清是三月下旬启程，到四月底方回，将近一个月，正是京师距铁岭的往返程期，因单程即达一千五百里，素有“里七外八”之谚语，是说关内须走七百里，出关再行八百里之遥也。

　　我们的共识是秦可卿一案涉及的是废太子胤礽、弘皙一支的史迹，是为清代入关后第一大事，几乎“翻天覆地”，曹家始终卷入此一旋涡而不能自拔——与“王爷级”竟会“同难同荣”，实指非它，即此是矣。

　　“神武将军”要到铁岭（附近的西丰至今有大围场遗址）去打围，也不是闲文淡话，中有事由。冯家与“仇都尉”家是“对头”，也就是当时政局大斗争中的一个小局面的反映。

　　如今还要说说你引录的太子胤礽的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异常重要！我有一种新破解——请看雪芹在书中第三十回，黛玉入府，初见“荣禧堂”大匾，是御笔（先皇，康熙大帝也），故云“赤金、九龙、青地”的最高规制——而下面即又特写一副对联，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黻黼焕烟霞。

　　我们立刻感受的是什么？就是此联文藻风格，怎么就和“老千岁”那么相仿！

　　我想，你必已注意到了：这副联的落款尤为惊心动目：“同乡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书”。“同乡”何义？都是辽北之人也。莫忘努尔哈赤破明，第一步是设计诱降了铁岭紧邻（东南接壤）抚顺，随即攻陷铁岭十几个戍守堡，而腰堡的曹世选（雪芹太高祖）被俘为奴，即在此役中（满洲“大金天命三年，戊午”）。

　　奇怪的是：小说中写得分明的四郡王是东平、西宁、南安、北静，人人尽晓了；哪儿又出来一个“东安郡王”呢？难道是作者“一时疏忽”，致此笔误？那太把雪芹看“扁”了。

　　这就是特意逗漏重要消息：此是真实的“王爷”，另外一级，不在“四郡”之中。

　　尤其要注意一点：高鹗篡改雪芹原文，用心精密，他一见这落款，心里就知“了不得”，马上提笔抹去了真文，换上了什么“衍圣公”云云。

　　你看《红楼梦》的事情，如此之曲折复杂，没有“学”，不知“史”，只论“文”（也只限字面表层最浅一义），如何能读得其中之味，而解悟字里之情呢？

　　所以你说得最为深透了：很多人总认为我们的研考是节外生枝、是喧宾夺主，是“不务正业”，是“外围离谱”……殊不知，他们正是看不见雪芹的高妙手法，以“荒唐言”来晓示于天下后世的一段特大的奇闻故事，这事牵连了多少人的生途命途，离合悲欢！所谓“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此种沉痛语言，乍看怎能理解？如果感受到我们的研考的主旨精神之后，就会另有体会了吧？

樯木.义忠亲王.秦可卿（3）

多亏你提示了《居易录》中幸存的胤礽之对联，月与霞，在《红楼》中均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这也是一大发现。因此刻笔倦了，留待下次再叙。特表欣佩之意，并祝笔健！

　　周汝昌拜启

　　壬午七月初二日入秋之第三日也

　　【注】

　　“东安郡王穆莳”当即指皇太子胤礽。“莳”有“立也”一义，又有更（改）种（栽）一义，即移植义。此正合既立又遭废黜的史实。又，太子自古例称，“东宫”，此殆即“东安郡王”的隐意更显者：老皇御匾是“赤金”字，而对联特叙是“錾银”字，又正是皇帝与太子的“级别”标志。“穆”是美词、敬称，如《诗经》“穆穆文王”是例，有和厚欣悦等义。

　　至于神武将军“冯”家，则喻指富察氏马齐、马武家乃是康、雍、乾三朝富贵极品之家，故时谚曰“二马吃尽天下草”，冯即“二马”隐词。胤礽是索额图的侄女孝成太后所生，索、马皆任内务府忠管大臣，又都与争位“拥立”的皇子政权斗争，是关键性人物，均曾使康熙震怒而欲置之死地；他们二家与曹家的命运关系至深至切！“冯紫英”是马齐家子弟之佼佼者也。凡此，需专文另叙，今不多涉。

　　【附】刘心武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信

　　汝昌前辈：

　　大札早悉，《铁网山·东安郡王·神武将军》大文也已拜读，因家中事冗，迟至今日方复，心甚不安，恳乞谅鉴！

　　王士祯《居易录》原书未访到。我所据为转引。转引自以下二书：

　　一、《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美国吴秀良著，张震久、吴伯娅译

　　该书１９７９年在美国出版，译本１９８８年９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版，该译本３４页有下列一段文字：……康熙还自豪地提及胤礽的少年有为，他说：“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太子在十几岁时（约１６８４年）写过两行难得的对联，足以证明他无愧于父亲的称赞。然后引出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对联后有注解号，脚注是：王士祯《居易录》卷３１。

　　二、《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杨珍著，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学苑出版社第一版

　　该书１９３页有下列一段文字：康熙帝对于允禧与一般汉臣的交往，也持鼓励态度，如一次南巡中，康熙帝赐给致仕内阁大学士徐嘉炎御书、对联及唐诗后，皇太子允禧“赐嘉炎睿书博雅堂大字，又一联云：‘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并赐睿诗一首。”页下脚注是：王士祯：《居易录》卷３１，第１－２页。

　　“楼中……江上……”一联，确实与《红楼梦》中“座上……堂前……”一联太相仿了！何况当年胤礽确实以此给人题写过，估计不止是给徐嘉炎一处。

　　我有中华书局印的王士祯《池北偶谈》，另知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过他的《香祖笔记》，《居易录》和《居易续录》不知出过铅排本否？杨珍书后所附参考书目，《香祖笔记》标明铅排本，《居易录》却注明是康熙刻本。倘《居易录》没有影印本和铅排本，则访求不易。《居易录》《居易续录》应尽快访到，以便细阅，也许还会有意外收获。我当努力。

　　上述二书，美国吴博士的似水平一般。但杨珍女士的两本书（另一本是《康熙皇帝一家》）则相当有参考价值，她通满文，能直接阅读满文档案，见解不俗，书中引用资料较丰，附表中有清朝历朝皇子简表，及康熙帝诸女表，很有用。

　　先就对联一事汇报如上。

　　颂

　　秋祺！

　　晚辈 刘心武拜

　　　　【附】周汝昌先生壬午中秋后二日信

　　心武学友：

　　昨（２２）接１６日来书，喜知所示出处情况。此二书我毫无所闻，只因目不能读，故多年来不看“新书广告”也不买书（没了蜗室已无处可放……）其孤陋之状可笑之境若被“名流”得知一定大牙笑掉也！此二书即皆专题专著，而且他们又有条件博搜史料，料想此联之外也不见其他记载了（指胤礽之文字）。旧年我曾烦人到郑家庄去“考古”（胤礽所邑，而今恐无遗迹矣）。其师傅熊赐履文集应重读（昔时不能注意及此），可惜我已不能而你也不易为此而跑图书馆，徒叹奈何（熊即为曹玺作挽诗的大学士，十分重要，康熙命曹寅看顾他的晚境……见《新证》所引）！这段“公案”是破译红楼的钥匙，盼你能坚持深入不断研究。

　　兄“枉凝眉”文本想也写写，又虑人家说我二人“对口相声”是“编”好了的，故暂按笔不动，以俟良机。附及。

　　因老伴突然病逝，心情不好，此信草草望谅。

　　秋日笔健

　　盲者周汝昌拜上

　　壬午中秋后

　　（另纸） 手文心武亦痴人

　　绿叶红楼境自新

　　每见佳篇吾意来

　　共启尺素托游鳞

　　临缄口占

　　解味草

　　壬午中秋后二日

张友士到底有什么事

王蒙在其《红楼启示录》中议论到《红楼梦》第十回后半回时说：“张先生看病一节平平。”并认为曹公写出这么一个人物，是想表现“在医艺上，人们尊敬业余的却不尊敬专业的”等等“认识价值”，整个张先生给秦可卿看病一节文字，因找不到内在契因的解释，故而是一种“富有游戏性”的写法，“有一种特殊的间离感”。

　　此说大谬！我以为张友士为秦可卿诊病一回，实在是惊心动魄的一个大关节，哪里是什么游戏性的闲笔，尤其不能以“平平”二字概括其内涵。

　　我曾撰一《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长文，已刊于《红楼梦学刊》１９９２年第２辑中，并与周汝昌先生就此一重要问题有过通信，亦已发表于１９９２年４月１２日上海《文汇报》上，我的意见，是认为曹雪芹写完全部关于秦可卿的故事以后，他的合作者脂砚斋感到这一人物所关联着的情节已然构成干涉时世的事实，倘任其保留，流传出去，则必惹出弥天大祸，故而令其把写成的第十三回“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大段整页地删去，直至删却四五叶之多，删得伤筋动骨之后，只好被动地打上补丁，在第八回末尾，告诉读者秦可卿竟是一个在小官吏家中长大的从养生堂抱来的弃婴。这当然是一个故意让读者一看便不肯相信的谎言。

　　据我推测，秦可卿很可能是皇族在权力斗争中，暂时败落的某一方的未及登入户籍的女婴，由于该方与贾府有着鲜为人知而暗中勾连的深层关系，故以小官吏从养生堂抱养后嫁到宁国府与贾蓉为妻的幌子掩人耳目，在那里寄顿下来，而秦可卿的家族背景，在那时不仅并未彻底败灭，到故事发展到第十回时，正处于一个要么能转败为胜，要么便再无希望的极为关键的时刻，所以秦可卿焦虑成疾，而贾府中的知情人也都企盼着秦氏的背景能高奏凯歌。正因为秦氏有着如此非同小可的血统身份，贾母才将她视为“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她也才浑身显露出比贾府中任何一位女主子都更高贵更娇嫩的“碗豆公主”（丹麦童话家安徒生笔下人物）般的气派。

　　以往的论家，多把秦可卿视作一个美丽绝伦而又淫荡无度的尤物，据传在一度出现后又迷失的南京“靖本石头记”中被抄录流传出的独家“脂批”中，透露出所删却的“淫丧天香楼”文字中有“更衣”、“遗簪”等情节，因无从看到有关文字，所以一般都猜度是写秦可卿与贾珍的秽行时的细节。秦可卿与贾珍的忘年之恋，当然存在，且为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所不容，“情既相逢必主淫”，“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家事消亡首罪宁”，所以焦大要乱嚷乱叫地骂。但依我看来，秦可卿长大成人后，似乎在表面上嫁给贾蓉之前，已与贾珍互恋，而贾珍对她的爱情，也并非玩弄而颇为真挚，说实在的读者倘细读现存的文字，便不难发现贾蓉与秦可卿貌合神离，甚至贾宝玉午睡的那间挂着“海棠春睡图”的神秘卧室，也只是秦可卿独享的居室而并非与贾蓉同床共枕的场所，总而言之在秦可卿与贾珍、贾蓉的表层关系的内里，另有一种政治关系隐藏着，因而倘所删文字中真有“更衣”的情节，也便不一定就是单纯写情写性。

　　其实在第十回里已经写到了更衣，尤氏对贾珍说：“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换衣裳就是更衣，这更衣之举，从表面上看，是连贾府这样的簪缨大族，也并非惯有的繁文缛礼，贾珍或许是为了掩饰秦可卿这一古怪举动的隐秘动机，所以当着下人说：“……何必脱脱换换的……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可又值什么……”

　　依我看来，秦可卿生理上固然确实有病，但并非什么大症候，她主要是心理有病，患了焦虑症，而究其实，又是政治病，她是在焦急地等待着家族的人派间谍来与她联络，以求胜败的迹象，说不定那更衣之举，就是一种联络的方式。但在常走的大夫群里，她脱脱换换虽勤，却一无所获，故焦虑愈深，病情也愈奇愈重，就在这种情况下，忽然贾家世交冯紫英那里冒出来一个“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的张友士，友士，我疑即“有事”的谐音（曾同周汝昌先生当面讨论过，他说早有此想），他哪里是个什么业余医生，即便是，那也是个障眼的身份，他分明是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间谍，为秦氏家族背景所派，因而，他那诊病的过程，我以为其实是黑话连篇，他开出的那个药方，应有有识之士从这个角度加以破译。最惊心动魄的是，他带来的是一个绝坏的消息：“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书中写道：“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他聪明在哪里？就是破译出了张“有事”的黑话，懂得秦氏一族在权力斗争中，最终只能有一冬的挣扎，到过年的春分时，便再无蹦跶的余地了，也正因为如此，秦氏便决心一死了之，但她究竟死在何时？为何要“淫丧”？又为何要丧在天香楼中？那丫环宝珠又为何“甘心愿为义女”，后来离府守灵，三缄其口？因写成的“解扣子”文字均被删却，便成了一桩千古疑案。

“友士”药方藏深意

Ｍ兄：

　　《红楼梦》第十回有点怪，尤其后半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是文不对题的——因为书里写的那位由冯紫英荐来的给秦可卿诊病的张友士先生，根本就不是“太医”，不仅不是“太医”，他甚至也并非以行医为业的人，书里用贾珍的话交代，他是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兼懂医理而已，而他从外地来到京城，也绝非要入“太医院”当“太医”，而是“ 给他儿子来捐官”的。但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在这半个回目上都保持一致，颇令人深思。

　　《红楼启示录》专有“张先生与秦可卿”一段，认为“张先生看病一节

　　平平”，这是没有读懂或至少未经深思的轻率之言。至于认为贾珍、贾蓉等对张友士的尊重，只是作者“流露出来的一些观念习俗”，“在医艺上，人们尊敬业余的却不尊敬专业的”，“反映了一种轻视技艺，更加轻视以技艺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观点”云云，则更是对这半回文字的误读。这半回中还列出了张友士为秦可卿开出的一道“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是一个完整的药方，为全书中所仅见。难道曹雪芹在书中插入这样一个药方，仅仅是为了显示一下他个人学识的渊博，或如《红楼启示录》所说，仅仅是一种“富有游戏性”的即兴笔墨吗？清人洪秋蕃说：“《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如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琴棋书画，医卜星命，抉理甚精，视举悉当……诗词联额，酒令灯谜，以及带叙旁文，点演戏曲，无不暗含正意，一笔双关。”是呀，如果曹雪芹连写什么场合什么人点了什么戏都刻意于“暗含正意，一笔双关”，他又怎么可能在第十回中录下了好大一个药方子而并无深意呢？

　　据我梳理爬剔，这实际上是一回十分紧张的文字。有着皇族血统的秦

　　可卿，因等待至关紧要的其家族在权力斗争中决一雌雄的最终消息，焦虑到不思饮食、月经失调、神经衰弱的程度，这自然也牵动着贾珍、尤氏、贾蓉乃至那边府里贾母、凤姐的心弦；终于在这一天，冯紫英带话，那边派来的传信人到了——张友士的“友士”就是“有事”的谐音，他“有事相告”；“冯紫英”我疑心是“逢梓音”的谐音，“梓”即“桑梓”也就是家乡，甲戌本《石头记》第七回有一回前诗，明言“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秦可卿的家族背景那时已蛰伏于江南，张友士或许原来就是京城太医院的太医，甚或就是秦可卿的接生者，随秦氏一族的蛰伏势力而长期留居江南，现在“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不过是一个表面的托词，这一点或许后来删去的“淫丧”一节中有交代，所以回目中称“张太医”就一点也不奇怪，而他诊病时所说的一番话，特别是最后他告诉贾蓉：“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全是传递绝密消息的黑话，所以“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

　　真是一个大悲剧——张友士带来的不仅不是一个胜利的消息，甚而还是一个只有一冬时间作最后挣扎并必须忍痛善后的最坏的消息。现在需要我们认真破译的是他开的那个药方子，兄能动一番脑筋并有以教我吗？因为关于秦可卿这些情节的描写，实际上已深深地违背了“毫不干涉时世”的自设规戒，所以曹雪芹后来不仅听从脂砚斋的建议删去了“大揭秘”的几页文字，也一定将原有的隐喻谐比再尽可能地模糊化，并打了“补丁”。然而张友士的药方子毕竟还是留下来了。默默地一遍遍被抄录被印刷被阅读，而并不为人们所惊觉所重视。

　　依拙见，药方子的头十个大字，实际上是一道让秦可卿自尽的命令，那十个字可分两句读：“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也就是告诉秦可卿为家族本身及贾府利益计，令她就在从小所熟悉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天香楼”中“归身”即自尽。所以秦可卿死时向凤姐托梦有“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的话。“人参白术”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倘“白术”可理解作“半数”的谐音，则正合十四，而康熙的十四个儿子争位的恶斗一直继续到四子雍正登基之后……打住打住，读至此你一定要斥我“牵强附会”的吧，但《红楼启示录》中断言写张友士诊病仅仅是表现一点“职业特点”的“认识价值”，就不牵强附会吗？一笑。

可人曲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一回，写在冯紫英家中，贾宝玉、冯紫英、薛蟠及锦香院的妓女云儿一起发令饮酒唱曲，各人所说的“女儿悲、愁、喜、乐”四句及所唱曲文，不但契合各人性格，生动贴切，而且暗含着许多对书中人物与情节发展的提示，人们已写过不知多少篇文章，分析这一描写，特别是对贾宝玉的《红豆曲》，还有关于薛蟠的那些细节，都已形成滥觞；可是，冯紫英在那一场合所唱的《可人曲》，却鲜为人注意。

　　冯紫英不消说是“逢知音”的谐音。他是谁的知音？笼统而言，好说——他是贾府的知音；再具体点呢？是贾宝玉的知音吗？也许算得上，但算得上也还不是主要的；依我看，他首先是贾珍的知音！

　　冯紫英第一次引起读者注意，是在第十回。宁国府的秦可卿忽然得了怪病，贾珍尤氏都焦心不已，在此关键时刻，冯紫英来到宁国府，“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友士，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深，且能断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给他的儿子来捐官的，现在他家住着呢”；这位张友士，正文中明说他不过是“兼医理”的“业余大夫”罢了，可这一回的回目，各种脂批本均作“张太医论病细穷源”，这是“题不对文”吗？就这一回而言，似乎是，但就全书而言，我想在那八十回后的佚稿中，这位张友士很可能还要出现。那时他的真实身份和面目，肯定要大曝光，依我看，他的真实身份，确一度是京城太医院的太医，但后来因故到了江南，秦可卿“家住江南姓本秦”（第七回甲戌本回前诗透露），他与秦氏的真实父母有很深的关系，他的“上京给他的儿子来捐官”，不过是掩护的手段，实际是来向秦氏通风报信，他鬼鬼祟祟所为，皆系政治活动——他自己说了：“……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所以当日不能去宁国府，可见行动之诡秘匆忙。这样的一个人到了京城，不住别家住冯家，而他到达的消息不由别人向贾珍传递而由冯紫英亲自上门传递，可见冯紫英是贾珍的铁哥儿们。

　　秦氏家族终于没有成事，“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秦可卿也只好“画梁春尽落香尘”，在送殡的行列中，也有“锦乡伯公子韩奇，神武将军公子冯紫英，陈也俊、卫若兰等诸王孙公子”，大家都知道卫若兰在书中是一不可忽略的角色，他有“射圃”等重头戏，并很可能与“因骐麟伏白首双星”一语有关——与史湘云曾一度结为夫妻；我猜测韩奇、陈也俊也都是后面还会出现的人物；在目前所存的八十回书中，以上几位王孙公子中有戏的只是冯紫英一人。但关于冯公子的戏，论家一般都忽略不计。

　　秦氏死后，睡入了“原系义忠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的那“出在潢海铁网山上”的“叫作什么樯木”打制的棺材中，读者或许以为这些关于棺材的语码出现一次也就罢了，谁知到第二十六回，忽然写到薛蟠把贾宝玉骗出来吃喝，酒酣耳热之际，小厮来回“冯大爷来了”，这下面的描写实堪注意：薛蟠见冯“面上有些青伤”，便笑道：“这脸上又和谁挥拳的？挂了幌子了。”冯紫英笑道：“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怄气，如何又挥拳？这个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教兔鹘捎一翅膀。”宝玉道：“几时的话？”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儿也就回来了。”宝玉道：“难怪前儿初三四儿，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见你呢……单你去，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儿，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寻那个苦恼去？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原来，冯紫英是去了潢海铁网山——那与坏了事的义忠老千岁有某种关系的地方——而且去的时间不短，还是被他的父亲冯唐逼着去的，表面是打猎，实际上很可能是某种诡秘的政治性行为——他漏了一句“大不幸之中又大幸”，但后来坚不再谈，讳莫如深；所以这个冯紫英绝非一般的背景性人物，在佚稿中，他必有与贾府“一损俱损”的重场戏演出！

　　第二十八回中轮到冯紫英唱曲，他唱道：“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精灵，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只叫你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虽然“可人”可理解为泛指（样样让人满意的人儿），但秦可卿的小名恰是可儿，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这首《可人曲》如由贾珍来唱，那可是十足地“言为心声”了！也许冯紫英恰是在聚饮时经常听贾珍高唱此曲，听熟了，所以才不由得学起舌来的吧？的的确确，他是贾珍的知音啊！

　　另有一蛛丝值得玩味，第五回宝玉在秦氏卧室，书中说留下了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大丫环为伴；但第四十六回，鸳鸯在历数同样资历的十来个大丫环时，却不见媚人，而有“死了的可人”一说，其实现存的八十回书中，除这两处，根本既无媚人也没可人的踪影，显然，这是因为曹翁在整理书稿时，考虑到秦可卿已定名为可儿，那与其相近的可人先是改为了媚人，后更干脆去掉，说成“死了”，以免混淆；但他却保留了《可人曲》——可惜的是从来的读者都很少有人“知音”！

园中秋景令

已故前辈作家叶圣陶曾特别指出：《红楼梦》第十一回中，有一阙写宁国府会芳园中秋色的小令；这样的写景法，在全书中是个孤例，值得注意，他提出了问题，却未回答问题，也未见有人站出来接过这一问题加以破译。

　　这阙园中秋景令写的是：“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暄，又

添蛰语，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

　　以诗词曲赋写景，穿插于小说之中，这本不稀奇，稀的是曹雪芹在书稿中仅用小令一次，奇的是用在一个似乎是最不必展开描写风景的“坎儿”上。凤姐去宁府赴宴，特意看望了病得离奇的秦可卿，两人在近旁无人的情况下，“低低的说了许多衷肠话儿”，都不是什么与“秋高气爽”相称的话语，说到末后，凤姐儿“不觉得又眼圈儿一红”，由于尤氏催得紧，才不得不“带领跟来的婆子丫头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这样一种情况下，按说哪儿有心思欣赏园景？却偏紧跟着有这样一阙小令，而且用了凤姐儿“但只见”三个字作引，就是说小令所见，是凤姐儿的“主观镜头”，一般来说，这样的写景，也同时表达着看景人的心境，这显然和前面的场景对不上茬口！

　　如果我们再加细究，就会更加疑窦丛生。第八回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写到天已下雪，“下了这半日雪珠儿了”，袭人还有“被雪滑倒了”的遮掩之词，可见已入冬，底下接写次日宝玉与秦钟拜见贾母，第九回又接写闹学堂，第十回写闹学后璜大奶奶入宁府的余波，及并非太医的“张太医”入府给秦氏看病开药方，第十一回又是紧衔着第十回下笔的，天气只能是一日比一日更呈冬象，怎么还能是“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又哪能“清流激湍”？至于“暖日当暄，更添蛰语”，这话就愈发令人奇怪！

　　可见，用常规的思路，断难明白这一小令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我有一条思路，或可破译，那便是——

　　这《园中秋景令》，其实隐含着关于秦可卿真实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

　　秦可卿的真实出身，是类似“义忠老千岁”那样的大贵族；只不过因“坏了事”，才不得不以小官吏秦业从养生堂抱养、嫁到宁府为媳的“说法”来掩人耳目；所以说“小桥通若耶之溪”，若耶溪是春秋时越国的西施浣纱的地方，西施是个帮越国灭掉吴国终于以隐蔽身份而“有志者事竟成”的角色，秦可卿的隐蔽性、复仇性、颠覆性。与西施契合；“曲径接天台之路”，典出汉代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滞留。这里“天台”可能有世俗的含意，指皇帝宝座，正是秦氏家族觊觎的东西，而宁荣两府仰靠秦氏姊妹——警幻仙姑和秦可卿谋取政治利益的作法，是极其露骨的，第五回中就既写到宁荣二公对警幻仙姑的“托孤”，又明说贾母把秦氏视为“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如秦氏真是养生堂里抱来的“杂种”，能容纳也罢。何来“第一个得意之人”的崇高地位？

　　至于那一句接一句的秋景描写，都应是暗含着秦氏家族将在秋天起事，在东南和西北都惨淡经营，希图终于达到“笙簧盈耳”、“倍添韵致”的佳境这一类的意思。

　　凤姐儿和秦氏“低低的说了许多的衷肠话儿”，一定是些这类的“不轨”之词，所以，离开秦氏卧室，进了会芳园，明明已是一派冬景，但因凤姐儿仍沉浸在“衷肠话儿”中，所以便“但只见”一片“心里风景”，这风景也很快便被“猛然从山石后走过一个人来”所“煞”，曹雪芹为使读者别把那一串隐语真当写景看，故而用了“跳眼”的小令形式。

　　谁知秦家在秋天不但并未取胜，倒更岌岌可危，张友士（有事）说：“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为什么毋庸细问？因为秦氏的病实质是政治病，非药饵所能挽回者。结果到下年刮大风的一个秋夜，秦氏因家族败落而不得不自尽以殉，贾家办完秦氏的丧事，贾政正大办寿宴，忽有六宫都太监夏（吓）老爷来降旨，唬得贾氏满门“心中皆惶惶不定”，如心中不揣“亏心事”，何得如此瑟瑟？还不是因为藏匿过秦氏，怕是皇帝老子来追究了吗？尽管小说写至此忽然峰回路转，贾家竟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不过，“盛筵必散”，而树倒筵散的触因，藏匿秦氏（后来竟又再藏匿妙玉），恐怕是关键吧！

《广陵怀古》与秦可卿

《广陵怀古》是《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宝琴所作的灯谜诗第五首。这一回中她所作的十首怀古灯谜诗，不仅“怀往事，又暗隐俗物十件”，而且有深意藏焉。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这十首诗，与五十回中宝玉、宝钗、黛玉所作的三首灯谜诗，是与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境时所见闻的册簿与曲子相呼应、相补充的。也就是说，这十首诗实际上暗示着书中十位女子的命运。这一点基本上也已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但在究竟每一首暗示着金陵哪一钗的解释上，却众说纷纭，难取一致。

　　这里且不逐一讨论十首诗的指向，只想提出：有一首是写秦可卿的。哪一首呢？我认为是《广陵怀古》这一首。该诗四句是：

　　蝉噪鸦栖转眼过，隋堤风景近如何？

　　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

　　我们都知道，脂砚斋甲戌本石头记第七回有回前诗云：“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我曾著文缕析，这是在暗示秦可卿的真实身份——她乃与当今皇帝进行权力斗争的皇族遗孑，因形势不利，被贾府藏匿起来，并伪造了一个从养生堂抱来的离奇来历；其实，她“家住江南”，而且父兄辈还在那边犹作困兽之斗。她的自缢，与贾珍偷情被发现只是表层原因，根本性的缘由是她父兄辈在权力斗争中的总崩溃。

　　薛宝琴的这首《广陵怀古》，“广陵”这个地名是古扬州一带，虽然扬州在长江北岸，但在历代人们的感觉上，“烟花三月”所下的那个“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实际上已江南风味十足，应包括在“泛江南”概念之中。所谓“家住江南本姓秦”的“江南”，应也是一种相对于北京的“南方”的泛指。而“隋堤风景”，明点出皇家，但隋炀帝又是一个失败的皇帝，这与秦可卿父兄辈的骄横一时而终于失败恰好对榫。秦可卿寄养在贾府中时，从“江南秦”那边不断传来这样那样的消息，甚至如第十回中所写，还通过他们在京中的盟友冯紫英家，把间谍张友士（明明不是医生，回目中却称“张太医”）直接送到贾府中秦可卿面前，用药方子传递暗语，这确实是“蝉噪鸦栖”，在衰败中的一种虚热闹景象。这头两句，可与第十一回中的一首《园中秋景令》合看。那首小令，虽是从凤姐角度，写她“但只见”，其实所写并非真实的宁国府景象，而是另有所指——隐含着对秦氏一族处境的解析。从第八回到第十一回，是严格按时序一环环写下来的，第八回已明写入冬，下了雪珠儿，袭人还有因雪滑跌碎茶杯的遮掩之词，因此，第十一回宁府中断不会是“黄花满地，白柳横坡”“石中清流激湍”“树头红叶翩翩”……乃至于“初罢莺啼”“又添蛰语”等等“倒时序”的景色，我曾著文指出，这其实都是暗示着秦氏一族已运衰命蹇，当然，彼时“人还在，心不死”，所以虽强弩之末，到底也还不是毫无向往与挣扎。但到薛宝琴写《广陵怀古》时，黄花已谢，白柳亦枯，“莺啼蜇语”“蝉噪鸦栖”等虚热闹也都“转眼过”，“江南秦”的“隋堤风景”真是惨不忍睹了！

　　这首诗的后两句“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安在秦可卿身上更是“可着脑袋做帽子”。警幻仙姑（她是秦可卿姐姐）让宝玉所听的红楼梦套曲里，唱到秦可卿时明点她“擅风情，秉月貌”；她与贾珍的“风流韵事”，闹得老仆焦大大骂“爬灰的爬灰”……这都不用多说了，但我以为薛宝琴的这首诗并非只是“旧事重题”，所谓“纷纷口舌”，不是“过去时”而是“将来时”，暗示着：贾府藏匿秦可卿之事，在后面的情节里，还将有一个总爆发，那将此“大逆不道”之事举报出来的，还很可能是贾府内部的人物，并且他们举报的重点，还并不是藏匿一事（从“死封龙禁尉”一回可知，那时皇帝是知情的，只是因为觉得“其事已败”，并看在所宠爱的贾元春的面上，因此“任其厚葬”），而是贾珍等人与秦氏一族残党的继续来往，皇帝当然不能再加容忍，故一怒之下，将贾氏全部问罪，大概连告密者也并不“例外”，“终有个家散人亡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以上是我的见解。在对薛宝琴这十首怀古灯谜诗的研究中，许多的研究者是把第八首《马嵬怀古》认定为暗示秦可卿的。因为那首诗头一句是“寂寞脂痕渍汗光”，他们认为秦可卿既是自缢而亡，那么这句写缢死的诗难道不是非她莫属吗？而在我看来，这首明明白白是写元春的。在元春省亲时，所点的四出戏里，第三出是《长生殿》的《乞巧》，这是明白无误地将元春比作杨贵妃，而脂批更在这里清除清楚楚地点明：“伏元妃之死”，也就是说，元春的下场，同杨贵妃几乎一样，仅此数点，已可断定《马嵬怀古》非元春不配，秦可卿虽是皇族遗孑，却怎能与贵妃划等号呢？而且，秦可卿是自缢而死，杨贵妃在马嵬，实际上是被人缢死，同为“缢死鬼”，一因绝望而自择其死；一因本不愿死而竟被唐玄宗忍痛“割爱”，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贾元春最后也是杨贵妃那样的死法：她是在“虎兕相逢”即一场凶猛的恶斗中死的，她“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并且，她不是死在宫中，而是在“望家乡，路远山高”的地方。这首《马嵬怀古》第三句是“只因留得风流迹”，一些研究者也是因为有“风流”二字，所以派定到秦可卿身上。其实“风流”有两解，一种意思是“擅风情”，另一种意思是“风风光光”，元春省亲时命诸钗题诗，最不浪漫的李纨的诗里便有“风流文采胜蓬莱”的句子，我们现在更有以“风流人物”等同于杰出人物的说法，总之，这“风流”不是那“风流”，我们不要混为一谈才好。

贾珍何罪

《红楼梦》第五回通过太虚幻境有关秦可卿的册页诗和（好事终）曲两次指明：“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由此推测，八十回后贾府被抄家治罪，应该是宁国府罪过最大祸事最重。高鹗续书时，确实把宁国府的祸事写足了，“府第入官，所有财产房地等并家奴等俱造册收尽”，赫赫宁府只剩得尤氏婆媳并佩凤偕鸾二妾。荣国府却得以保全而且“复世职政老沐天恩”。贾赦一家仅贾赦本人被鞫，贾琏凤姐丧失了财产，人却逍遥法外。独宁国府不仅贾珍，连贾蓉也被鞫，彻底完蛋，这究竟是出于何等重罪？高鹗实在无法写圆。据他写来，贾珍被参的罪状，一是“强占良民妻女为妾不从逼死”，这是指尤二姐一事，但娶尤二姐的是贾琏，先指使已和尤二姐退婚的张华告状后来又遣人追杀张华，并加以凌辱而造成尤二姐死亡的是王熙凤，贾珍充其量是他们的帮凶，怎算得上“首罪”“首犯”？二是其妻妹尤三姐自刎掩埋未报官，这样的罪过实在重不到哪儿去；当然，贾珍在国孝家孝期间以射鹄子为名，聚众赌博，也是一罪，但也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罪。

　　前八十回里，写得明白也让读者看得明白的，是荣国府的泼天大罪：第七十五回一起头，就写到尤氏正欲往王夫人处去，跟从的老嬷嬷们因悄悄的回道：“奶奶且别往上房去。才有甄家的几个人来，还有些东西，不知是作什么机密事。奶奶这一去恐不便。”尤氏听了道：“昨日听见你爷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怎么又有人来？”老嬷嬷道：“正是呢。才来的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慌慌张张的，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情也是有的。”曹雪芹这样写，用意非常明白，那就是尽管贾赦有逼勒石呆子谋取古玩、通过贾琏跑动交结平安州外官等罪行，加上王熙凤铁槛寺受贿弄权造成两条人命，还有违法发放高利贷等事，这些恶行都必将遭到报应，但贾政也是跑不了的，就皇帝而言，最恨的还是他抄犯官家时，有人帮助藏匿罪证钱财，根据“王法”，荣国府这样做是罪大恶极的，这样的事情也不可是贾母、王夫人瞒着贾政做的，贾政的此项滔天大罪，必导致荣国府“家亡人散各奔腾”，因此可以想见，八十回以后必写到荣国府的“树倒猢狲散”，贾政必被治罪，绝不可能有高鹗笔下的那些“复世职政老沐天恩”的鬼把戏。

　　但是这样把前八十回的故事一捋，也就更加纳闷。第五回里为什么要那样说呢？“箕裘颓堕皆从敬”，贾敬把爵位让贾珍袭了，弃家出城到道观里跟道士们胡孱，任由贾珍“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这当然可以算是“箕裘颓堕”，从封建礼法上是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不过，似乎也还构不成司法上的罪行。通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前八十回，贾府的男主子里，唯有贾珍比较有阳刚之气，他比贾赦豪放，比贾政通达，作为族长，他让贾母等长辈挑不出错来，跟同辈的兄弟妹妹们也能和平共处，他与尤氏大体上算得恩爱，书中关于他的重要情节，除关于秦可卿与二尤的以外，有清虚观打醮时组织现场、教训子侄，年关时负暄收租、分派年货，中秋时率妻妾赏月、壮胆喝斥墙角怪叹，在这些情节里，曹雪芹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壮年贵族的风度气派；当然，贾珍的声色享受，书中明写暗写之处甚多，这是一个肉欲旺盛而强壮的男子，但他并未像贾赦欲占鸳鸯那样“牛不吃水强按头”，他和尤二姐的有染以及对尤三姐的垂涎，也没有采取强逼强占的方式，也不见他有对灯姑娘、鲍二家的那种“不管腥的臭的”一律馋嘴的掉份行为，他虽“不干净”却保持着贵族府第门狮子般的堂皇，这个人物过去研究《红楼梦》的人们很少专门进行分析探讨，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２００１年里中国电视热播的连续剧《大宅门》里的“男一号”白景琦，其形象里就流动着贾珍的血脉。

　　张爱玲晚年写《红楼梦魇》，她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贾府后来究竟为什么被抄家治罪的问题，她当然注意到，前八十回里充满了有关的伏笔，除以上举出的外，比如元妃点戏《豪宴》，脂砚斋批语告诉我们这是《一捧雪》中的一折，“伏贾家之败”；“一捧雪”是古玩的名字，这恐怕未必伏的是贾赦从石呆子那里强占来的扇子，很可能是指原属妙玉的成窑五彩盅，或别的什么。再比如贾雨村的仕途浮沉，雨村出事会牵连到贾府。此外，像金钏投井，蒋玉菡的潜藏，也都可以转化为追究贾府罪行的线索。张爱玲算来算去，也觉得前八十回里实在找不出多少关于贾珍的犯罪线索，因此，她根据各个版本异同的一番研究，认为第五回的预言“造衅开端实在宁”和“家事消亡首罪宁”是曹雪芹早期的构思，他后来改主意了，所以在第七十五回特别地明写出荣国府在甄家被皇帝抄没后竟斗胆接待他家派出的家人并代为藏匿了许多东西，形成“首罪”，以致情节与预言之间产生出矛盾，这也再次证明《红楼梦》是一部未及写完或虽大体完成却尚未最后剔除自我矛盾处的稿本。

　　但我以为第七十五回所明写的荣国府贾政替被罪的甄家藏匿财物一罪，确实还不是整个贾氏家族的“首罪”，更非“造衅”的开端，因为宁国府的贾珍，藏匿的不是一般的罪家，也不仅是其财产，而是大活人——秦可卿，这本来也是写得比较明白的，早期稿本的第十三回，回目原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说为“秦可卿淫上天香楼”），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有曹雪芹遵照脂砚斋意见而删改过的文字，在这些文字里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贾珍与秦可卿的畸恋，以及一个丫头的突然触柱而亡及另一个丫头誓守亡灵再不回府，还有规模体例惊人的丧事，等等。我曾著《秦可卿之死》一书（后扩大为《红楼三钗之谜》），揭开谜底——按曹雪芹原来的计划，他是要写出宁国府贾珍冒死收养皇帝政敌的遗孤秦可卿这一情节的，但这样写太容易酿成文字狱了，不得不按脂砚斋的意见大删大改，甚至还不得不在第八回末尾“打补丁”，故意把秦可卿的来历写成是从养生堂（孤儿院）里抱出的野种，脂砚斋见到这补笔以后，写下这样的感叹：“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把这一点搞清楚了，“造衅开端实在宁”和“家事消亡首罪宁”的预言就非常好理解了，而贾珍那“一味高乐”的形象，也便具有了遮蔽着政治胆识的深度，这位贵族男子的形象，也便更值得玩味了。

贾元春为何见不得“玉”字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后，大观园建成，于是“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元妃进园游幸，乃命传笔在砚伺候，亲搦湘管，为园中重要处赐名。对原来宝玉等所拟匾额，她只改了一个——将“红香绿玉”，改为了“怡红快绿”，宝玉对此浑然不觉，奉命作诗时，在“怡红院”一首中，草稿里仍有“绿玉春犹卷”字样；偏薛宝钗心眼儿细，急忙悄推宝玉提醒他：元妃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才改成“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又教给宝玉，用唐钱翊的“冷烛无烟绿蜡干”典，以“绿蜡”来取代“绿玉”；并嘲笑宝玉的惶急无措，讥笑他说：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这一情节，历来论家都认为是刻画薛宝钗性格思想的重要笔墨，有关分析屡见不鲜；但现在要问：难道曹雪芹写元妃改匾，仅是表现她偶然不喜，并无深意吗？难道这一细节，仅是为了用以去刻画薛宝钗吗？

　　元春为什么此时此刻见不得一个“玉”字？她的爱弟名字里分明就有“玉”字，按说她对“玉”字是不该反感的，薛宝钗虽敏感地觉察到，此时此刻万万不能用“玉”字惹她生厌，却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是一个谜。

　　细读《红楼梦》，我们便不难悟出，元春其实是个政治人物，据我在《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等文章所考，贾府曾收养藏匿了现今皇帝政敌的女儿——秦可卿，为的是希图在当今皇上一旦被秦氏的“背景”所取代时，能因此腾达；但贾府亦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想方设法把元春送进了宫中，希图“当今”能对元春格外恩宠；事态的发展是，秦可卿的“背景”竟在较量中失利，秦可卿因而“画梁春尽落香尘”，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偏在这节骨眼儿上，“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这就不仅使贾府安度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危机，而且达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境。

　　元春的归省，绝不仅是一桩皇上体现其恩典、元妃表现其天伦感情的“盛事”，这其实更是一次含有深层政治意义的“如履薄冰”之行！“当今”对贾府藏匿秦氏并与其“背景”鬼祟来往，已然察觉，只是一来那股反叛势力已大体被瓦解；二来看在元春的面子上，对贾府暂不予追究罢了，所以元春回到贾府，心中绝不仅是一片亲情，而是还有更浓酽的政治危机感，可她又万不能明白说出，她那见到贾母、王夫人便“满眼垂泪”，后又“忍悲强笑”，称自己是被送到了“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以及当贾政至帘外问安，她说“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又嘱其“只以国事为重”，等等表现，除了以往论家所分析出的那些“宫怨”的内涵外，实在是另有一腔“难言之隐”！

　　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时所见到的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关于元春的一页，其画其诗究竟何意？历来的读者是聚讼纷纭，“二十年来辨是非”，辨的什么“是”什么“非”？为什么是“二十年”？难道她在宫里呆了二十年吗？还是别人的“二十年”？“虎兕相逢大梦归”，谁相当于“虎”？谁相当于“兕”？后来众仙姑所演唱的那首关于她的《恨无常》就更不好懂，“无常”指的是什么？抽象的“命运”，还是具体的什么捉摸不定的人为因素？“眼睁睁，把万事全抛”，那“万事”中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最奇怪的是“望家乡，路远山高”，她竟是在离京城千里以外的荒僻之地“命入黄泉”的，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她临死还在规劝贾府一族：“须要退步抽身早！”从何处“退步”？从哪里“抽身”？还来得及吗？会不会到头来像第二回中所写的那个“智通寺”的对联所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我以为，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时应恰是二十岁，比她大约十岁的元春，对这位侄儿媳妇的“是非”，一直辨别了二十年，从进宫前直到进宫后，在那第二十年的深秋，她终于向皇帝揭发了这件事。皇帝本也有察觉，又已严厉打击了他的那些或同母或异母的图谋不轨的兄弟，再加上确实喜欢元妃，故不但答应元妃的请求，对贾府不予深究，并将元妃的地位还加以了提升（所谓“榴花开处照宫闱”），使贾家因此“富贵已极”。但荣国府的贾政或许尚能真的与秦氏一族从此断绝，他那另院别房居住的哥哥贾赦就保不齐了，至于宁国府，贾珍是真爱秦可卿的，又与冯紫英等交厚。他就更不可能“忘秦”，“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恐怕说的就是贾珍根本不听元春那一套，不仅没有“退步抽身”，还继续与冯紫英、柳湘莲等侠客来往，而冯是“江南秦”“铁网山”的死党，柳则始而出家后成“强梁，均系“当今”的政治敌手，这样？贾氏便终于还是深卷于权力斗争。那元春之所以死于离家“山高路远”的外方，显然是“虎”“兕”间一场恶战的结果，她或者是被皇帝一怒而抛弃，发配荒地，或者是被打过仇都尉儿子的冯紫英等人劫持到那种地方而惨死，故而元春作为一个政治牺牲品，只能“恨无常”——恨命内命外都难以把握的那些个“变数”！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元春在省亲时，为什么一见“红香绿玉”便那么敏感，“香”也许使她蓦地联想到了“天香楼”，不过这问题还不太大，而一‘见“玉”字，她肯定是想到了“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在甲戌、戚本、宁本、王府本诸种手抄本的第七回，都有一首“回前诗”：“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我曾著文缕析，这是透露秦氏真实身份的一首诗，如果说元春是有幸进了宫，那么，秦可卿血统比她更尊贵——与“宫花”是“相逢”关系，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个公主！秦氏的“背景”，便是暂时蛰伏于江南的皇族，她嫁给贾蓉后，名“可卿”，未嫁时呢？“先名玉”！所以，元妃在归省时猛见“红香绿玉”字样，焉能不急眼！立马用笔改为“怡红快绿”，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系南北朝梁刘瑗《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一诗里面的两句，流传很广的《玉台新咏》里就收有这首诗，脂砚斋评语里也引用过它，并说“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托比、大讽刺处”，虽然这条脂批是写在第七回秦钟见凤姐一段处，似乎是针对秦钟说的，但秦钟在第十六回也就一命呜呼，此后再难出现，光为秦钟出此二语，并认为是“此书大纲目、大托比、大讽刺处”，很难让人想通，考虑到脂砚斋“命芹溪删去”“淫丧天香楼”一节，严格把握“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的“政治标准”，这句评语也许是有意“错位”，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逗漏出了一个消息：在《红楼梦》的“写儿女的笔墨”的表面文本下面，实在是深埋着另一个写朝廷权力斗争的“隐文本”，而在这个“隐文本”之中，元春与秦氏是牵动着贾府祸福的两翼，元春是容不得在度过了“天香楼危机”后，再在归省中看到“玉”字上匾的！其细密心理，虽有薛宝钗察觉其表，却并不知其内里，贾府诸人更懵然不觉，而《红楼梦》一书的读者们，也大都被作者瞒蔽过了，怪道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三春”何解

《红楼梦》第五回里关于元春的判词，有“三春争及初春景”句，一般论者都把“三春”解释为迎春、探春和惜春，如冯其庸等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就把这句的含义说成“隐指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的命运不如元春的荣耀显贵”。但在关于惜春的判词里，却又有“勘破三春景不长”一句（关于她的曲《虚花误》头一句也是“将那三春看破”），上述词典则解释为“惜春从三个姐姐——元春、迎春、探春的不幸命运中看破红尘”。按这样的解释，似乎只要从元、迎、探、惜里任意抽出三位加以排列组合，都可说成“三春”，而元、迎、探、惜的名称设计本是以“原应叹息”为谐音的，似不可随意割裂。到了第十三回，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又有“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的谶语，如果这句话里的“三春”还是指四姐妹中的三位，那么，究竟是哪三位呢？解释起来，可实在费思量了！上述辞典却还是想当然地解释为元、迎、探三春，细想一下，这样解释实在很难说通，如果“去后”是“死后”的意思，那么只有元、迎两春；如果“去后”是“远去（嫁）后”，那么只有一个探春；如果“去后”是“出家后”，那么只有一个惜春，怎么归并同类项，也得不出“三春”来。上述辞典是把元、迎之死与探的远嫁归并为“遭受毁灭”的悲惨命运，故得三，但惜春的遁入空门，难道就不悲惨吗？而且，按曹雪芹的构思，在已遗失的八十回后的篇幅里，惜春很可能是在探春远嫁前就先悲惨地埋葬青春的，况且探春的远嫁虽有不得已的痛苦一面，但也由此比元、迎、惜命运的悲惨度减弱，还谈不到是“遭受毁灭”。秦可卿的“三春去后诸芳尽”一句里的“三春”，不大可能是选出元、迎、探为坐标而排除掉惜春，她似乎要说“四春去后诸芳尽”才合乎以人为坐标的逻辑；更深一步想，“诸芳”里如林黛玉，也未必是在元、迎、探、惜中的“三春去后”才“尽”的，她很可能在元、迎两春死后就先于探、惜而“尽”了。

　　其实，从字面上看，“三春”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三度逢春”，也就是“三年好日子”的意思。“三春争及初春景”，就是说三年的好日子里，唯有头一年最好，后来是一年不如一年。“勘破三春景不长”，则是说看破了好日子也就是短暂的三年。“三春过后诸芳尽”，更明明白白地指出，三年的好日子过完后便有大难临头，不仅所有美丽的女性都会失掉幸福陷入惨境，而且贾府所有的生灵也都会“家亡人散各奔腾”，“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里所写，脂砚斋批语点得很透：“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但这末世的贾府却有从“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盛况开始，历经整整三年的好日子，从书里出现大观园，曹雪芹非常细致地来写这三年的生活，从第十八回到第五十三回用了三十五回的巨大篇幅来写“初春”，从第五十四回到七十回则写了“二春”，七十回到八十回则是写的“三春”，一春不如一春，节奏也变得急促起来，八十回后呢？一定会写到“三春尽”后的突变，“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近”，“树倒猢狲散”，肯定是满纸凄凉，辛酸泪浸，怎么可能在八十一回去写什么“占旺相四美钓游鱼，奉严词两番入家塾”呢？

　　《红楼梦》不是自传也不是家史，但却有着清代康、雍、乾三朝里，曹家因最高权力更迭激荡而一波三折终于由宠盛而衰湮的真情实况的巨大而鲜明的投影。周汝昌先生在１９９９出版的《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一书里，以详实的史料、细密的分析考证出，曹家虽在雍正朝被抄家治罪，却在乾隆登基后的头三年里有过一段回黄转绿的小阳春，这也是少年曹雪芹记忆最深的一段“春梦”，是《红楼梦》的素材来源。三年过后的“春梦随云散”，是由于曹家被卷进了一场针对乾隆的皇族谋反的政治旋涡里，乾隆的怒火“接二连三牵四挂五”如“火焰山一般”，除根务尽，却又不留痕迹，所以使曹家那以后的档案材料突然中断，并且也就可以推想，曹雪芹即使大体完成了全书，而且也确实“不敢干涉朝廷”，但那八十回后关于“春尽”“云散”的描写，无论如何也是随时会被纳入文字狱的，“风刀霜剑严相逼”，其难以流传，成为一大憾事，也就不难推想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春”这个语汇在《红楼梦》中除上述各例外，还一再地出现过，如宝玉题大观园“蘅芷清芬”诗：“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薛宝琴咏柳絮的《西江月》：“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而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合作者的脂砚斋，在“三春争及初春景”旁批“显极”，“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后旁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还有一条署名梅溪的眉批：“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都说明他们对“三春”二字有着特别的敏感性，一提到那三个短暂而梦境般消失的年头，便不禁心裂肝痛，这也都说明“三春”不是从书内任选出三个姐妹来便可解读的，必须从书内延伸到书外，从笼罩在曹雪芹家族及其姻亲们荣枯与共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所遭受的命运打击，所形成的创作心理、审美情绪诸方面去综合分析，方可了然。

【附】周汝昌

　　读《“三春”何解？》

　　心武作家研读“红楼”，出于性情，用心深细，时出新意，言人所未能言。近见其解析“三春”一文，可谓善察能悟——我之评语，看来不虚。心武谓：如以“三春”为指贾府之姊妹四春中之任何某三人，皆不能通；故知以往此类说法，均难成立。此说良是。可破一般相沿的错觉。而他正式提出：雪芹笔下之“三春”应指三年的“好日子”佳景况。按之书丈，若合符契。此为一个新贡献。启人心智。心武举了很多处“三春”语例。其一为“软衬三春草”（题蘅芜院）。按，此处之“三春”，暗用孟郊名篇“……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加以运化也。此“三春”，则实指每春分为孟、仲、季三段，故三春即“九十春光”——三个月九十天为一春也。此义在诗文中多见（京戏中且有“陶三春”之名）。依此而言，九十芳辰，三年好日，可以兼通复解，触类逢源，雪芹灵心慧性，每有此种妙语。故觉不妨提及，乃更宏通贯串，或能深获芹心，未可知也。

　　拙见红楼前半写“三春”（好日子，佳景况），后半写“三秋”。故其时间布局是三度元夕，三度中秋。正如你说的：皆一年不如一年，逾来逾觉凄凉悲切。春以元宵节大场面为裁，秋以中秋节大情景为裁。“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语意至明。（有个中秋是“暗场”，在刘姥姥二进荣之时）。

　　辛巳新正草草不论周汝昌

《红楼梦》中的皇帝

《红楼梦》第一回便明文告知读者，此书所述的虽是“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所以书中虽写到“当今”，即在世皇帝，那的确是个虚构的形象，无法与作者在世前的任何一位清朝皇帝对榫。

《红楼梦》里的这个皇帝，他在位时，前任皇帝还健在，他上面还有个太上皇。在第十六回贾琏讲述省亲之准的来历时说：“……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清朝入关一统天下后，顺治、康熙、雍正都是死后才由一位儿子继位，谁也没有当过太上皇，只有乾隆，他在坐满了六十年帝位后，于公元１７９６年将帝位让给了他儿子嘉庆皇帝，但那时曹雪芹应已去世三十二三年了，无法得知也不必预见，所以，曹雪芹显然是故意让书中的皇帝上面还有太上皇，这样，他就作到了“真事隐”，可以从容地讲“假语村言”，写下“满纸荒唐言”了。

　　《红楼梦》第一回还通过“空空道人”的“思忖”，再次申明其书“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查其文本，也几乎如此，如第二回写到贾雨村当了知府以后，“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结果被上司参了一本，“龙颜大怒，即批革职”，体现出“当今”吏治的峻严；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提及“当年贾代善临终上一本，皇上因体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更体现出“当今”的恩怀慈臆；第十六回更明颂“当今”的“至孝纯仁，体天格物”；第五十五回则交代说：“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宫中有一位老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卸妆，不独不能省亲，亦且将宴乐俱免”，第六十三回写到贾敬吞丹殒命，礼部请旨，“原来天子极是仁孝过天的”，虽贾敬系一白衣，还是额外下了恩旨；类似这样的叙述都确实并无讽刺意味，是真的在“称功颂德”。

　　唯一有间接“恶攻”之嫌的，是第十五接写“贾宝玉路谒北静王”时，写到北静王将“前日圣上亲赐鹡鸰香念珠一串，权为贺敬之礼”，送给了宝玉。第十六回又写到宝玉将此鹡鸰香念珠“珍重取出来，转赠黛玉”，黛玉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掷而不取”。故事里的黛玉大概并没听清那香念珠的来源，所以其对香珠的亵渎还不一定是有意地“犯上”，但著书人作这样的叙述，大有肯定黛玉的娇嗔作派之意，却是“该当何罪”？！细想起来，那北静王将皇帝的赐物随便赠予一个乳毛未干的“无职外男”，已属悖逆，因此，著书人心中对皇帝究竟是否真的充满“眷眷无穷”的崇敬，实可怀疑。

　　这都还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真正值得一再玩味的是第十六回开头的描写：一日宁荣二府正齐集庆贺贾政的生日，忽有门吏忙忙进来，至席前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手忙脚乱起来，而贾政等奉旨进宫后，“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贾母尤其地“心神不定”……直到确证非祸乃福——贾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又加封了“贤德妃”，贾母等“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这段文字的表层意思，显而易见是艺术地概括出了皇权社会中，为臣者“伴君如伴虎”的处境；我曾有另文分析出了这段文字内里的一层隐情：由于贾府曾藏匿收养庇护了“当今”政敌（类似“义忠亲王老千岁”那样人物）的女儿秦可卿，所以他们“心中有鬼”，尤其是当年与贾代善一起作出这桩事来，负有直接责任的贾母，她不能不在皇帝忽然传旨时“心怀鬼胎”，贾赦贾政等也不能不因而唬成一团；固然彼时秦可卿已“淫丧天香楼”，“画梁春尽落香尘”的埃屑也都落定，那皇帝若想追究一样可以追究。现在我们还可进一步挖出这段文字的第三层意蕴，那就是，在这里面，曹雪芹实际上把他家所历经的三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与他家的微妙关系，都艺术地浓缩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了！

　　康熙一朝，曹氏备受恩宠，享尽荣华富贵，所以折射到《红楼梦》一书中，便有第十六回中借赵嬷嬷和凤姐儿之口的酽酽怀旧之情，他们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行的故事”，“那时……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船，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凤姐他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而“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但在第七十五回中却明文写到，“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甄家“才来了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慌慌张张的”，他们到了贾府上房，“还有些东西”（显然是寄顿隐瞒的财产）；虽曹家的事在小说中化为了甄、贾二家，这情节是源于康熙死后曹家的实际遭遇，当无可争辩。小说中所写的贾府，相当于康、雍交替期，与雍乾交替期的曹家境况，一方面，已呈死而未僵的百足之虫的窘态，另一方面，又似乎有点“中兴”的苗头，却又危机四伏；贾母因究竟亲历过盛时光景，所以气派未曾大减（如第四十二回，王太医来给她看病，她那份尊贵威严，那“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的“居高临下”的口气；再如第五十七回，王太医来给宝玉看病，她竟说：“若耽误了，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大堂！”这样的话，是贾赦贾政贾珍等都不可能说出来的）；但毕竟康熙死后换上了雍正皇帝后，此皇帝可是一点也不喜欢曹家的，甚至还相当地厌恶，因为康熙在世时，没有几个人对后来登上宝座的雍王“行情看好”，康熙所封的太子是老二，曹家与皇太子自然亲密交好（如皇太子曾命其乳公凌普向曹寅处“取银”，一次就是两万两！）虽然康熙后来一度把这位太子废黜了，可是他也没有另立太子，尤其看不出他把老四雍王认定为继承人，倒是对他的小儿子十四王子似乎越来越喜欢起来，因此，曹家继续与原皇太子相好，与另外的几个王子拉关系、套近乎，也都很自然，在雍正皇帝登基前也都并无多大的危险感，万没想到的是，偏偏曹家对其“政治投资”最少的雍王继承了康熙的皇位，这一情势折射到《红楼梦》里，就是贾家确实很想和新皇帝建立类似与当年与康熙那样的关系，却投靠无门；既如此，原来相好的几个王子，似乎也未必不能把雍正拱下台，取彼而代之，所以，他们凭着“老交情”要贾家代其藏匿个什么，贾家一来旧情难舍，二来——这是更重要的——也必得留个“后手”，乃至于巴不得由他们相好的某位王子，早成大业，好使贾府的地位不仅稳固，还可再加提升……于是一方面贾府把元春想方设法送进宫去，并尽可能让元春能在接近“当今”时获宠，另一方面则继续藏匿庇护秦可卿，直到实在无望，只好任其“画梁春尽落香尘”；这样地两面应付，自然是“心神不定”，任何来自宫廷的消息，只要尚属模糊，他们就一定唬得惶惶不可终日……　

特别有趣的是，第十六回写到贾府大管家赖大从宫里赶回来向贾母报信，是这样说的：“小的们只是在临敬门外伺候，里头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后来还是夏太监出来道喜……后来老爷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也就是说，贾政在这样一桩大事发生之后，并未回家，便赶往东宫即太子的居所见太子去了！这里的“东宫”所影射的，当然不可能是被康熙立而又废的，并为雍正所嫉恨，后在幽禁中悒悒而死的那位前太子，而只能是雍正所立的太子，亦即曹雪芹写书时正当盛年的那个乾隆皇帝。从小说故事的逻辑发展来说，贾政此时此刻的此为是并不怎么合理的，他只不过是个工部员外郎，怎可与“东宫”交厚？而且，他女儿刚被皇帝册封，他该有多少“正经事”要忙着做，怎么却都“暂且抛开”，直奔“东宫”而去呢？曹雪芹写这一笔，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显意识与潜意识？我以为很值得深思。

　　曹家在雍正一朝遭受到沉重打击，但也还不是一塌糊涂败到了底，在乾隆之初，还曾小有起色，甚或颇为中兴，但没过多久，就彻底败落了，“家亡人散各奔腾”，“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折射到《红楼梦》中，就是所谓“东宫”到头来竟不给贾府一点面子一隙余地，贾家就算有意无意地得罪过“当今”，可从来不敢也确实不想得罪“东宫”啊——真是巴结、感恩、效力还来不及呢！但“东宫”转入“正宫”之后，类似“江南秦”“铁网山”那样的敌对力量，还在觊觎他的宝座，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他可就顾不得许多了，必得“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地动一次大手术，并且尽量少留痕迹，“干实事，去虚文”，剪除尽净，“冤冤相报实非轻”！一个贾家对他算得个什么！一阵狂风，便可使其“忽喇喇似大厦倾”；一声震怒，便可使其“回首相看已成灰”！在我们现在无从看到的后几十回中，书中的皇帝一定还会几次出现，并是作为贾家无可抗拒的毁灭者，作为一个隐形主角而贯穿全书的。

　　但曹雪芹著《红楼梦》绝不是为了“骂皇帝”，或“反皇权”，他的思想，超越于这个层面之上，他写了许多有才能的人，尤其是许多美丽的青年女子被毁灭的悲剧，他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带有终极性的思考：浮生着甚苦奔忙？

　　这是真的：我们今天不云作者痴，我们努力地品其中味，但这“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我们几时得以真解其味！

牙牌令中藏玄机

“双悬日月照乾坤”，这是《红楼梦》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情节里一句令词儿，历代许多读者都是马马虎虎地就读了过去，周汝昌先生却郑重地告诉我们，这里头隐藏着一件公案，那就是在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出现了打算颠覆乾隆帝位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以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弘皙为首，俨然组织起了“影子政权”，图谋行刺乾隆，取而代之，那段时间的情势，比喻为“双悬日月照乾坤”，真是恰切得很。

《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写的家史，而是一部含有高度虚构性的小说。但是这小说的创作源泉，却是曹雪芹自己家族的兴衰际遇。据周汝昌先生考证，自第十八回后半元妃省亲至第五十三回，所依据的生活体验均来自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曹家的景况，当然，加以了一定的夸张、挪移、想象与编造。一般人都知道，曹家所把持的江宁织造在曹任上，于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被抄家治罪，从南京拘至北京，一度在崇文门外榄杆市的一所１７间半的院落里勉强苟活，那时曹雪芹还小。但是，一般人很少知道，到了乾隆元年，曹家犹如枯木逢春，曹恢复了官职，曹家的两门亲戚身居高位，曹家的住宅肯定也恢复到“大宅门”水平，因此少年曹雪芹很过上了几年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日子，这便是他所以能写成《红楼梦》的生活基础。那么，有读者会问，既然如此，怎么又忽然更遭巨变，不但弄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竟连相关的史料也几乎荡然无存了呢？这就必须了解到乾隆朝初期的那个情况，即乾隆起初打算通过怀柔安抚政策，把他父亲当政期间弄得非常紧张的皇族内部以及相关的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加以缓解，头两年里似乎这政策颇为奏效，没想到“三春过后”，他忽然发现反对他父亲的各派势力竟然拧成了一股绳，要“旧账新账一起算”，甚至几乎就要把他刺杀掉！这里面有他父亲老政敌的后代倒不稀奇，令他不寒而栗的竟还有他父亲一贯善待而且表面上也一直对他父亲和他极为顺从的王爷及其后代，这样的政治现实一定伤透了他的心，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铁腕手段干净利落地扑灭了这一伙政敌，当然也毫不留情地把包括曹这样的与弘皙家族过从甚密的危险分子连株清除，而且，他决定尽量不留相关的档案材料，这样，社会上一般人就并不清楚在表面平静的生活深处发生了多么丢他脸的事，而不留痕迹的内部镇压也就避免了诸多的后遗症。抛开曹雪芹个人在这场巨变中的个人悲剧，就事论事，我们得承认乾隆如此应变处理，实在是大政治家的手笔。

　　现在回过头来再读“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的情节，就洞若观火了。岂止“双悬日月照乾坤”等几个句子有深意在焉。可以说，整个牙牌令的铺排，也就是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年间曹家命运的显示与预言。曹雪芹先写的是贾母随着鸳鸯唱牌道出的令词。连续几句其实都是在概括曹家在乾隆元年的好景：“头上有青天。”乾隆一登基就大赦天下，曹原来没能赔补完的任上亏空一风吹了。“六桥梅花香彻骨。”曹家就仿佛终于走完了杭州苏堤上的六座桥，经历过严寒的考验，前面即是春天，幸福生活的香气沁入骨髓。“一轮红日出云霄。”曹又能复官任职，怎么样地颂圣也不过分啊。最后一副牌凑成的是个“蓬头鬼”，这兆头是否不大好？“这鬼抱住钟馗腿。”贾母有恃无恐。这当然也就是当年曹家老祖宗的真实心理的一种艺术再现。贾母说完，该薛姨妈说，她所说的几句可以视为乾隆二年里曹家以及相关姻亲的基本处境的投影：“梅花朵朵风前舞。”“十月梅花岭上香。”“织女牛郎会七夕。”“世人不及神仙乐。”尽管那一年的生活在这第四十回还没写到，但从第五十三回至六十九回的描写里，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大观园里众儿女不知盛席华宴终散场的憨痴，那恐怕也就是在乾隆二年的真实生活里一般曹家人的懵懂状态的反映。但是下面接着写的史湘云的令词，可就跌宕起伏了。她的第一句就是“双悬日月照乾坤。”像曹家，还有史太君、史湘云所依据的原型李家，即使自身已经不想介入皇家的“日月之争”，那弘皙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一定要他们入伙、内应的，因为他们几代之间的关系真是太密切了，就像《红楼梦》里所写的贾府与北静王府的关系一样，不可能在这样的“双悬”情势下置身度外的。“闲花落地听无声。”既卷入，那就要暗中付出代价。“日边红杏倚云栽。”倘若弘皙真地得逞，那么，自己栽的这株“红杏”，也就是所进行的政治投资，岂不就能赢来丰厚的回报吗？“御园却被鸟衔出。”这是暗喻，是政治押宝，但愿弘皙他们夺权成功！接着往下写，是薛宝钗的令词，“双双燕子语梁间。”究竟听从哪一只燕子的命令？“水荇牵风翠带长。”被拖进“日月之争”受到牵连是无可避免的了！“三山半落天地外。”喻靠山冰蚀，终于失败。“处处风波处处愁。”从此以后那就是家无宁日了！这是七十回以后，特别是八十回以后故事的概括，并且也是所依据的生活真实里在乾隆三年以后曹家命运的缩影。

　　在三宣牙牌令的描写里，曹雪芹不仅以上述的令词概括暗示了书中贾家在“三春”里的从盛到衰的过程（也是真实生活里曹家的命运轨迹），还在林黛玉的令词里嵌入《牡丹亭》《西厢记》的句子，以埋下第四十二回薛宝钗借机“审问”训诫林黛玉的情节；又通过刘姥姥的粗话令词引出下一回众人大笑的一段生动描写。曹雪芹最善于这样“一石三鸟”地驾驭文字，了解他的这一写作习惯也是我们阅读《红楼梦》应有的基本功。林黛玉和刘姥姥的令词也都包含着卷入皇权斗争使得贾府终于“树倒猢狲散”的谶语玄机，特别是“大火烧了毛毛虫”一句。但在书中往下的情节里，贾府的太太小姐、公子哥儿却“伤女不知亡国恨”地狂笑滥欢，这真是大悲剧中最富反讽意味的一笔。

【附】周汝昌先生壬午九月信

　　心武学友：

　　蒙你电话慰问，深感厚意。遇此突然之事（刘注：指其夫人逝世），自然心绪不佳，幸而频见津报屡刊佳作，令孩辈读听，增喜减忧，此近日之实情也。“双悬”句系李白原文，暗指唐玄宗逃离，肃宗擅立之史迹，可加一注，更令读者信服。认识雪芹笔法的独特性——即艺术的个性，总想把红楼拉向“一般化”，即“庸常性”，而且以为只有这样才算“懂文学”……中国的事态如此，良可慨也。

　　真理常常是在“少数”这一面。不必听“四面楚歌”（我已听了几十年！）可以多写写，编个小集，这些文章为“探佚学”增添力量光彩——即可喜的发展。现顾“全局”，有能力识力从事此学科者除你与梁归智教授之外几乎无人可以列举。当然，有些人又会指手画脚，说短话长，甚至讥诮嘲讽——此类人不读书、不懂清史，更不能文（包括刊文与通信等文字）。要为红学探佚学留一轨迹，启牖后来之文士。

　　我现在正思索：“座上珠玑昭日月”的日月，也许与“双悬”的日月有微妙的奥秘关系。

　　暂写至此。专候

　　重阳节吉！

　　盲友解味拜

北静王的原型

水溶，这是《红楼梦》里北静王的名字。永瑢，这是乾隆第六个儿子的名字。永瑢两个字各减一笔，便是水溶，再明显不过。那么，小说里北静王的原型，是不是永瑢呢？永瑢后来过继给慎靖郡王允禧（乾隆的叔叔）为孙，先降袭贝勒，后晋质郡王，“靖”“郡”这些字眼都与“静”很接近，看来，北静王原型问题，可以拍板定案了。但是，且慢。细查一下年代，问题来了。我们在《红楼梦》现存最早的本子甲戌本里，就可以看到北静王形象出现，而且在后来各种抄本里，关于北静王的文字都很稳定，但是脂砚斋甲戌再评本的那个甲戌是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该年永瑢才刚刚十一岁，也就是说他乾隆八年（１７４３）才出生，曹雪芹至少要比他大二十岁，曹雪芹构思与初撰《红楼梦》时，永瑢还是一个婴儿，并且永瑢是在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底才过继给允禧为孙的（允禧在头年五月去世，去世时才有“靖”的谥号），那离曹雪芹辞世也就只有三年的样子。这样看来，曹雪芹笔下的北静王，原型采样应该还有别的真实人物。

　　小说中的北静王是一个曹雪芹下笔极其称颂珍爱的角色。他正面出场在第十四回后半和十五回前段，“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性情谦和。”“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更难得的是，北静王“因想当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异姓相视，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不仅主动积极参与秦可卿的路祭发丧，见了贾府的老少爷们，“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对贾宝玉更施厚爱，这位“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的“贤王”，诚邀宝玉去他府中，称“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颇聚”，他希望宝玉“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这个人物在前八十回里还多次暗场出现，读者可以感觉到，北静王与贾宝玉确实建立起来非常密切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关系。

　　曹雪芹以浓笔重彩写北静王，而且把“贾宝玉路谒北静王”郑重地写入回目，这说明在他的创作情怀里，这是不能舍弃的内容。曹雪芹的祖上，是最早被满军俘虏的汉人，具体而言，也就是在满族入关前就归入内务府包衣的高级奴才，这部家史里既有为奴的屈辱，也有与满军共同作战取得天下的骄傲，从顺治到康熙两朝，曹家都很被主子宠爱，但到了雍正朝，情况变化了，雍正对曹罢官抄家。雍正的继承皇位，合法性被普遍地质疑，他的兄弟里有对他公开挑战的，有对他腹诽的，但也有年龄小一些的，不参与权利斗争，但对被雍正整治的皇族及其牵连到的如曹家这样的世奴，在可能的范围内表示同情，甚至伸出援手的，《红楼梦》里的北静王，就是这类真实存在的集中表现。所谓“不以异性相视”，就是不以曹家（小说里的为了贾家）的汉族包衣奴才的下贱身份而对之施以政治歧视，还能肯定他们祖上与主子并肩作战夺得天下的历史功绩，并且始终承认彼此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中形成了“同难同荣”的“世交关系”。这样的“王”，对生活里的曹家和小说里的贾家是多么地重要啊，犹如阳光雨露，是活命的源泉。

　　康熙的第二十一王子允禧，比篡了皇位的第四王子即雍正皇帝小三十三岁，他的年龄跟曹雪芹应该比较地接近，他似乎就是一位上面所说的能善待曹家的皇族，他在雍正朝先被封为贝子后晋贝勒，乾隆一上台还没改元就封他为多罗慎郡王，因此如果曹雪芹成年后与他有所接触，他那时已经是郡王了，“郡”与“静”谐音，而且，现在我们称为恭王府的庭院里，至今还挂着一块允禧写的匾“天香庭院”（没有署名，但上面盖着他的印章），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来证明乾隆朝的慎郡王府一度就在那挂匾的地方，但其府址应该大体上在紫禁城以北的相关区域，这样，曹雪芹写小说时“北静”的符码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允禧无心权力，他自号紫琼道人，又号春浮居士，著有《花间堂诗草》《紫琼严诗草》。《红楼梦》里出现“天香楼”这样的建筑称谓，与允禧题写的“天香庭院”匾绝非偶合，小说里北静王这个形象，允禧应该是原型之一。允禧曾生有一子，他去世时该子肯定已殇，否则乾隆不会把自己儿子永瑢过继给他家当他的孙子，以便沿续他家的爵位，而之所以让永瑢过继，可以设想，那是当允禧在世时，这个侄儿就常到他家去，被他和他嫡妻所喜爱，永瑢也喜欢作诗，后编有《九思堂诗抄》；那么，若允禧善待曹雪芹这样的“世交”之飘零子弟，给他入府活动的机会，曹雪芹对一天天长大的永瑢印象也应该是很深的，于是，永瑢也就部分地成为了小说中北静王的原型，总而言之，《红楼梦》中北静王的原型，应是允禧（主要取形象气质）与永瑢（主要是取名字加以衍化）的综合。

　　《红楼梦》不能定位为一部政治小说，但小说的写作背景，却是康、雍、乾三朝严酷的权力斗争，康熙生过三十五个儿子，成活序齿了二十四个，他对第二子公开地两次立为太子，又两次废掉，公开立储失败，导致他秘密立储，有很多证据说明他最后选定的是第十四子，不过他秘密立储的措施尚未完善，死亡突然来临，结果第四子矫诏夺得皇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得到帝位后至少先后对五个兄弟进行了迫害，并因此株连到与这些兄弟有关系的官僚，曹家即其中牺牲品之一。在那样的情势下，像曹家那样的官僚，尤其是包衣奴才出身的官僚，真是不知该怎么应付那样多的王子，你认定会继位的，比如都成了“千岁”，谁知却会“坏了事”，你素无来往，认为也无碍的，却会突然登上王位，找你的麻烦。这在《红楼梦》小说里有所折射。小说里写道，贾府“素日并不和忠顺府来往”，却突然那王府派来长史官，表面上是问宝玉索要伶人琪官（蒋玉菡），其实是在跟北静王斗法（宝玉腰上的大红汗巾子本是北静王送给琪官的，忠顺王府“连这样机密的事都知道了”，而且很可能还知道“别的事”；真正“窝藏”琪官的正是北静王），贾政的暴打宝玉，“不肖种种”的诸多罪状里，让他这个官僚在皇族的权力斗争里被动卷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心理恐慌，是最深层的原由。脂砚斋的评语里有这样一条：“盖作者实因鹡鸰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鹡鸰”与“棠棣”都是兄弟的意思，我以前总是从曹雪芹自己究竟有哪些兄弟，什么兄弟的遭遇让他“悲”，什么兄弟让他因“施威”而不寒而栗，这样的思路上去探究，这个思路当然不能放弃，还有很大的探佚空间，但是，我现在感到，这条批语也还可以从另外的思路上去考虑，那就是，曹雪芹目睹身受了太多康熙朝遗留下的“兄弟阋墙”乃至互相残杀的皇家权力斗争，康熙的二十四个王子有的“坏了事”让人悲叹，有的得势不让人令人心寒，由此他愤激地认为“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他以这样的创作心理，来处理笔下的文字，“撰此闺阁庭帏之传”，以体现出自己鄙夷现实的男人政治，追求与青春少女共享诗意生活的浪漫情怀。在《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描写里，北静王赠了宝玉一串“圣上亲赐”的鹡鸰香念珠，这念珠的名称显然有深意在焉，而且到第十六回，他又写到宝玉将此香念珠转赠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借人物之口骂“圣上”为“臭男人”，这样地“恶攻”，如果不是胸有积郁，何至如此下笔！更可骇怪的是，在第十五回里还出现了“藩镇余祯”的字样，我们都知道雍正当了皇帝以后，不但把所有兄弟名字里本来都有的“胤”字一律改成了“允”字，更因为“做贼心虚”，把本来康熙皇帝所属意的十四王子，他的同母兄弟胤祯，硬改名为允禵（他自己名胤禛，民间传说是他伙同步军统领隆科多把遗诏中的“祯”描改为了“禛”），此后人们书写有关皇族的文字时都尽量避免“祯”字，而曹雪芹却在这节文字里偏要“祯”字出现，考曹雪芹父辈的情况，在康熙朝正是与四王子胤禛素少来往（犹如小说中贾政与忠顺王府的关系），而与其几个政敌，包括十四王子胤祯（在小说中以“义忠亲王老千岁”既影射废太子也影射这位与宝座失之交臂的秘定储君）却过从甚密，这样的家史铭刻在心，即使曹雪芹下笔时为自己设置下了“不干涉时世”的前提，究竟意难平，笔触间还是逗漏出了心底的爱憎。而后来胤祯的孙子永忠看到《红楼梦》后，连写了三首诗，其中出现“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的知己之叹，而永忠的一位叔辈弘旿在三首诗上眉批曰：“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这就都不难理解了。

【附】周汝昌先生壬午９月１９日信

　　心武贤友：

　　昨见津报又刊出《北静王原型》一文，让孩子代读可得知梗概，见你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喜甚。于是我又想起，不知写给你了没有（重复也无妨，可作为“强调”看也），即：第五十八回的开头一位老太妃薨逝，这才引发了以下这些回的故事（贾母、王夫人皆不在家，园中事故纷起）。这太妃即熙嫔，康熙的庶妃，陈氏女，胤禧的生母。她卒于乾隆二年开头。这是拙著自十八回到五十四回乃“乾元”的说法，又一力证。天下哪有如此多的“巧合”。所以书中特写荣府与静府的人在送灵时是住同院。这一笔重要极了！但我今又重提此点，却是为了重申：由此也就有力地证实，你的解“三春”是正确的。八十回写到“乾三”即中断（原稿为乾隆爪牙所销毁，炮制假笔用以讳避史实原委）。一百年的“新红学”到底作了些什么？殊耐人思也。

　　秋安！盲友汝昌夜书

老太妃之谜

已故红学家吴世昌先生在其《红楼探源》一书中，注意到《红楼梦》第五十八回里写到一位老太妃薨后，“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结果贾母及邢王二夫人乃至尤氏、许氏（贾蓉续弦）等每天都要入朝随祭，后来这位老太妃到离京来回需十来日的陵寝安灵，不仅贾母等女眷需去参与守灵，贾珍、贾琏、贾蓉等老少爷们也都随去，很长时间不在家里，贾府为了好歹留个主子照应家里，便报了个“尤氏产育”，协理宁、荣两府事体；吴世昌先生经过一番分析，认为曹雪芹本来是到这几回要写贾元春之死，后来却把贾元春之死的情节推后，为的是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贾母等回府前的种种情节安排进去，老太妃子虚乌有，是将贾元春“掉包”的结果，他认为“把这位不知名的老太妃如此孟浪地闯入小说的主文，至少是太露斧凿。”

　　《红楼梦》里的皇家，是把康、雍、乾三朝的情况艺术地压缩在一起表现的。小说里有太上皇出现，实际上清代在曹雪芹活着时是没有太上皇的，乾隆内禅让嘉庆当皇帝，成为太上皇时，曹雪芹去世已逾三十年，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去“预言”。但在曹雪芹祖父辈时，康熙曾立太子，一度呈现康熙接见朝臣时，太子就坐在御座旁的特殊座位上参与国事的情况，康熙出征时更让太子留京处理朝政，秋狝、南巡也总是带太子同行，很有点“太上皇”训政于“见习皇帝”的味道，康熙自己在第二次废掉太子后这样说：“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与朕无异，俨若二君矣”，因此那时的官员已经习惯于谢了皇上的恩再去谢太子恩，这就不难理解《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里，赖大向贾母等报告贾政行踪时说，在跪见过皇帝后，“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第五十八回说“谁知上回所说的那位老太妃已薨”，这显然是接续第五十五回里“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的话茬儿，“老太妃”和“太妃”可以指同一人，比如雍正称其父康熙的一位妃子为太妃，这位皇家妇女如活到乾隆朝，那就会被称为老太妃了。实际上康熙的妃嫔极多，其中不少一直活到乾隆时代，有的甚至活到９７岁，乾隆时陆续病薨的老太妃有记载的便达十二人。

　　据周汝昌先生考证，《红楼梦》从第十八回后半到第五十三回写的都是发生在乾隆元年的故事，“所叙日期节序，草木风物，无不吻合，粲若列眉”。第五十五回的老太妃欠安到第五十八回在年初其薨逝，显然就都是发生在乾隆二年的事情。乾隆二年正月初二恰有一位老太妃薨。这是巧合吗？我在《北静王的原型》一文里指出，《红楼梦》里北静王的原型主要采自康熙的第二十一王子允禧，从书中描写反照生活，乾隆初年重新起复的曹家与被晋封为多罗慎郡王的允禧应该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乾隆二年正月初二薨的那位老太妃，就是指允禧的生母陈氏。陈氏是江南汉族女子，父亲叫陈玉卿，身份不详；她很得晚年康熙的宠爱，但因为康熙在册封嫔妃时重满轻汉，她直到乾隆时才被冠以“皇祖熙嫔”的称号，小说里给她晋级为妃，是必要的艺术夸张。

　　《红楼梦》虽然未能定稿完妥，但大的框架是精心设计的。我以前曾著文指出，“三春去后诸芳尽”这谶语里的“三春”指的是“三个春天”，具体而言，就是乾隆元年到乾隆三年的“三春”，“春梦随云散”后，“飞花逐水流”，宁荣两府“忽喇喇似大厦倾”，竟“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此，第五十五回、第五十八回所描写的既然还不是“三春去后”那些时间段里的事，那么，也就还不会写到“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的元妃之死，其中所提到的“太妃”、“老太妃”并非“孟浪闯入”，而是把乾隆二年“皇祖熙嫔”陈氏之薨的实事，写入了书内。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写到，在朝中为这位“老太妃”施行大祭时期，贾府与北静王府同在一个“大官的家庙”里赁房作为歇息的“下处”，“东西二院，荣府便赁了东院，北静王府便赁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见贾母等在东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应。”如果这不是根据生活的真实加以描写，那么，完全没必要如此着笔，因为根据小说里的逻辑，北静王府的地位比宁荣二府的地位高过许多，不能平起平坐，“老太妃”倘若与他们双方均无特殊干系，他们是不会同赁一个家庙的东西两院的（况东比西贵，贾府竟居东），再，北静王的母辈及其妻妾也应该是与东平郡王、南安郡王、西宁郡王的女眷们“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应”才对。

　　鲁迅先生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确实如此。现在我们弄清楚了，乾隆二年薨的“老太妃”就是允禧的生母陈氏，允禧是《红楼梦》里北静王的原型，北静王府与贾府关系非同一般，乃“世交之谊”，这应该是生活真实的写照。康熙很纳宠了几位江南汉族女子，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江南美女被遴选入宫究竟跟担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父亲等有无某种关系，但现在我们仍能在清宫档案里查到曹雪芹舅公李煦在康熙四十八年上的《王嫔之母黄氏病故折》，从中可知按指示介入康熙从江南遴选进宫的女子的相关事务，乃曹雪芹家族及李煦家族的“本分”，由此可以想见，陈氏的入宫，以及她的父亲陈玉卿及母亲的生死，可能都是康熙允许、指使曹雪芹上一辈介入、关照的，因此允禧与曹家也就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层微妙的关系被很自然地写在了《红楼梦》里。

芦雪庵联诗是雪芹自传

《红楼梦》第五十回，大观园诸艳与宝玉的芦雪庵联诗，很少被人作深入研究。其实，这七十句联诗，本系曹雪芹咏叹其自身经历的长歌，他巧妙地将其嵌入于这部书中，既通过这一情节展示了那个时代贵族男女的文化时尚，也透过联诗的场面深化了书中人物性格，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将本人及家族的经历投影于书中贾氏的命运，形成了一个悲怆凄恻的轨迹，而最终达于清醒的“悬崖撒手”——与那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分道扬镳。这七十句联诗，开篇便是：“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这是雪芹写他出身在一种何等情境中。当然，我们不能胶柱鼓瑟地认为，这是说他出生在冬日下雪的季节。这是一个比喻，说的是他出生在康熙薨逝、雍正继位之际，这一重大的政治变故，对于几代深受康熙宠爱，并与若干未能继位的王子——雍正的政敌——交往甚密的曹家来说，真不啻“一夜北风紧”，雪芹甫出身，即一“开门”，就遇上了家族于“雪尚飘”的凛冽处境中挣扎的局面。书中写到，凤姐道出“一夜北风紧”这句“粗话”后，众人听了，都相视笑道：“……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正是暗示这种“大气候”对家族年轻一代的命运起着非同小可的影响。程、高本将这句改为“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座实在“写诗”上，把“表命运”的暗示一笔抹杀，如非险恶用心，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读懂雪芹原意。

　　下面说：“入泥怜洁白，匝地惜琼瑶。”也就是从此不能“清白”的意思。而那来自雍正皇帝的“暴风雪”，“有意荣枯草，无心饰萎苕”，即把康熙时受冷落的“枯草”大加殊荣，而绝无心来照顾家族已然凋零的“枯苕”如曹家。“价高村酿熟，年稔府粱饶。”字面意思，是说大雪抬高了酒价，而且兆示着来年的丰收，实际是说曹家越来越难承受主子所索要的“高价”。稍阅雍正初年皇帝在曹奏折上的批语，便知那真是怎么着也讨不了好了。“葭动灰飞管，阳回斗转杓。”自然是比喻命运的大转折。雍正处置曹 一家，虽极严峻，却也还不到斩尽杀绝的地步，正所谓“寒山已失翠，冻浦不闻潮”。那时曹家也还有一两门差可依赖的亲戚，所以又说“易挂疏枝柳”，但有的亲戚本身也已岌岌可危，故又说“难堆破叶蕉”。

　　一般人都知道，从康熙作皇帝到雍正以阴谋手段夺到皇位，是雪芹家从盛转衰的大转折，但一般人又容易把曹家的覆灭想象得直线而迅即，事实上那跌落的过程是呈曲线状，“一时是杀不死的”。到雍正暴薨，乾隆继位，由于乾隆想通过一定程度地实施怀柔政策，来稳定政局，收买人心，所以曹家也竟一度有雪中得炭之喜，可以揣起手过一点谨小慎微的“好日子”，故而芦雪庵联诗的下两句是“麝煤融宝鼎，绮袖笼金貂。”当然这只是“回光返照”，所以又说“光夺窗前镜”，不过，这时的曹家，可能确有女子得以进宫，或至少是成为了王妃，全家能暂得庇护，故有“香粘壁上椒”之句。但整个境况，仍是“斜风仍故故，清梦转聊聊”，并无坚实的前途。那时的官场，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所以跟下来有“何处梅花笛？谁家碧玉箫？”之叹。

　　乾隆想怀柔，可是雍正的政敌并不因其子继位后的和解姿态而放弃他们的夺位企图，几位尚健在的雍正堂兄弟，及堂兄弟的儿子即乾隆的从堂兄弟们，仍加紧着他们的夺权密谋，他们集结在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儿子弘皙麾下（那时胤礽已死多年），甚至企图在乾隆进行木兰秋狝的时候进行刺杀发动政变，所以芦雪庵联诗下面就说道：“鳌愁坤轴陷，龙斗阵云销。”乾隆当然不能任由政敌们猖狂，于是改宽松怀柔为严厉镇压，曹家受到牵连，这一次所遭受的打击，远比雍正朝为烈，曹氏一族所剩无几，故下一句是“野岸回孤棹”，雪芹在这“孤棹”中，犹苦中作乐，即“吟鞭指灞桥”（所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但曹氏的若干族人，已被充军远流，这事实被含蓄地吟为“赐裘怜抚戍”，但苟活于都城的遗孑，便不能不实实在在地“加絮念征徭”。这时蛰居都城陋巷仄室的雪芹等人，处境真是“坳垤审夷险，枝棵怕动摇”，不知所迈出的哪一步不慎便会掉入陷阱，而任何一点枝棵摆动也都可能带来更深的牵连，所以即使用强颜欢笑的调侃语气，也只能把那生存状态概括为“皑皑轻趁步，翦翦舞随腰”。联诗的下两句是“煮芋成新赏，撒盐是旧谣”，字面意思是引苏轼等典故，形容雪如用煮熟的芋头做成的“玉糁羹”一般白，又如撒盐般落下，实际上，却是形容雪芹此时的生活水平，已降到啃芋头噎盐粒的地步。在那种情况下，他“苇蓑犹泊钓”，而实际已“林斧不闻樵”，也就是只能隐蔽而为，再不能张张扬扬。其生命所面临的困境，如“伏象千峰凸”，要冲出绝境，也还不是无望，但那是“盘蛇一径遥”。这时，“花缘经冷聚”，而我心已定：“色岂畏霜凋！”

　　雍正一朝曹家所受的打击，我们现在总算还能查到一点皇家档案，可是乾隆一朝曹氏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甚至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今却查找不到一点文字档案。在芦雪庵联诗里，雪芹也只是说：“深院惊寒雀，空山泣老鸮”，不过一惊一泣，也够惨的了。这时的朝政，弄得官僚怪贵族们“阶墀随上下，池水任浮漂”，皇帝则自以为“照耀临清晓，缤纷入永宵”，一班想顺风而上的，“诚忘三尺冷，瑞释九重焦”，曹氏遗孑中自然也有这样的，雪芹却选择了另样的生活方式，“僵卧谁相问？”不问就不问吧，却偏有“狂游客喜招”，这说明曹雪芹在家族覆灭后，一方面断绝了与皇室的关系，一方面却也受到过颇有权势的开明人物的荫庇。他总的处境是“天机断缟带，海市失鲛绡”，具体的情形是“寂寞对台榭，清贫怀箪瓢”，但他开辟着自己的精神天地，“烹茶冰渐沸，煮酒叶难烧；没帚山僧扫，埋琴稚子挑”，实际上，这是暗示着他开始了《石头记》即《红楼梦》的艰难创作。

在联诗中，曹雪芹用“石楼闲睡鹤，锦罽暖亲猫”两句，极为含蓄地概括了他所写的这本书。《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有贾宝玉的四季即事诗，其秋夜即事中有“苔锁石纹容睡鹤”之句，蕉棠两植的怡红院中有鹤，在书中亦有描写；冬夜即事中有“锦罽鹴衾睡未成”之句，书中第五回即写到秦氏“叫小丫鬟们在檐下看着猫儿打架”，可见贾府中，锦罽和猫儿都是最常见的事物，最能传达出那里的氛围；在很可能见到过曹雪芹本人并读过其未能传至今日的原稿的明义的《题〈红楼梦〉》组诗中，有一首就写到贾宝玉“晚归薄醉帽颜欹，错认猧儿唤玉狸”，这大概是说第三十一回中，宝玉错把晴雯当作袭人的事（袭人在怡红院中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的绰号，见三十七回），由此可见，玉狸即“亲猫”，实际上也是泛指作者所珍惜的女儿们。

　　但对于曹雪芹来说，那象征着严寒与肃杀的大雪，是越来越厉害了，“月窟翻银浪，霞城隐赤标”，就是说仿佛月亮把银色光浪翻涌于大地，又仿佛号称“霞城”的赤城山那最高处即叫作“赤标”的山巅，竟都被寒雪所淹没，在这漫漫寒冬、茫茫大雪中，有的生命经不住摧残，可能就沉沦、湮灭了，但曹雪芹却“沁梅香可嚼，淋竹醉堪调”，就是说越是严寒，他著书就像嚼食被雪浸透的梅花般我心自甘，而且也仿佛被雪水淋湿的竹子，正能弹奏出最强劲的旋律！

　　从曹雪芹逝去后，他的挚友所写的悼亡诗可知，他在“著书黄叶村”时，是有“新妇”协助他的，而这首芦雪庵联诗，应正是他在那爱情的呵护下，从事著书的过程中所撰，所以他在表述自我生活道路时，特意写到，逆境中的雪，“或湿鸳鸯带，时凝翡翠翘”，他的创作生活中，还是有亮点的，不过，总的处境，当然还是“无风仍脉脉，不雨亦潇潇”，与风雪严寒的斗争，正未有穷期！

　　联句的最后两句，是“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这当然是不得不加上的“尾巴”。可是如联系前面的内容，那么，也完全可以体味出一种反讽的意绪。

　　尽管《红楼梦》已被两个多世纪的读者们几乎“读烂”，而“红学”专家们的论著也可摆满很大的一片书架，但它仍是一个未能被猜透的魅人巨谜，其中很多的文字，作者本有深意存焉，读者们的眼光却往往只从文字表面上掠过，其实是被作者瞒蔽了，第五十回的这七十句的芦雪庵联句，本是雪芹的一首自传性长诗，我们竟长期忽略，便是活生生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