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受贫困所困的教育制度——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育”
“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研究小组在1993年7月完成两项对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状况调查。其中一项调查在1992年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划定的贫困地区。从500多份问卷中选出了114份有效问卷自全国各地（新疆和西藏除外），能够代表全国贫困地区的地理和经济一般特征。另一项调查包括1000份问卷，由位于10个省份的10个贫困区中的40个自然村中的适龄儿童家长填写。本文资料来自以上两项调查。
在北京的西南角，离消费浪潮日益高涨的繁华首都不远的地方，有个美丽的小山村叫“桃木疙瘩”。在1989年秋季开学时，全村的13名小学生中，有11名家庭贫困，由于没办法交学费，只好让孩子辍学。
在村中的高年级（小学三年级）同学被迫离开学校前，他们给副区长写了一封信，“今年您家中粮食够吃吗？我们的父母不让我们上学了，因为我们家里太穷，没有能力供我们上学。可是，我们仍想上学，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能象您一样为国家效劳！”由于没有其他财路，他们想尽办法，甚至去卖指甲、头发。尽管他们作了很大努力，还是无法凑足20元的学费。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决定资助这13个学龄儿童的小学教育，返回课堂。
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不能上学的千百万名孩子就没有这个村子里的学生那么幸运了。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国家扶贫办公室将全国592个地区划为“贫困区”），在6-12岁的学龄儿童中，有将近10%的儿童从未上过学。在农村地区，儿童的失学率会更高。估计1992年这类失学的儿童约128万人。
所有进入小学的儿童中，大约有58万（占总数的5-6%）在完成学业前离开了学校。在这些儿童中，75%是因为他们经济困难而辍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甚至读不到三年级。
在读书的孩子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实际只能半工半读。往往在农忙季节、或“双抢”时节，或学期开始需要交学费的时候，学生们就离开学校，然后在回来。在这样的学生中有60%是女孩。实际上，在贫困地区女孩的入学率仅达到20%-30%.
贫困地区儿童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最终结果导致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这种情况已经引起社会各组织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一个帮助失学儿童的全国性项目-“希望工程”于1989年建立。到1994年6月止，全国有54万9千名儿童得到资助，返回学校。然而，全国的失学儿童人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在某些地区甚至还有所增加。
教育制度本身也使许多孩子丧失了学习机会，在学校学的一套是为了进入高一级学校而设置，降低学费并不能让孩子们留在学校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贫困区的瘫痪状态
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于50和60年代，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教育体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身的规模，也是因为毛泽东所倡导的向广大群众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加强农村教育的结果。在六、七十年代，这一制度迅速发展到最边远的乡村地区。在贫困地区见到的许多中小学校都是在这个期间建成的。就是在文革期间，虽然初中、高中受到很大冲击，农村的小学教育仍持续发展。还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鼓励知识分子到农村执教，使得相对贫困的地区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 文革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尽管从全国来讲教育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在贫困地区教育处于瘫痪状态，一些地区教育质素下降。根本的原因，在六十年代为帮助乡村改善小学教育而建立起来学校，使用了几十年后，其自身条件愈渐恶化。（况且，那时学校是用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建起来的。）需要更新设备和师资要求人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然而，在过去的10年中，城镇或经济开发区得到了政府教育投资的大部分好处。在贫困地区，地方财政不可能拿出钱来开发教育，所以农村地区的小学教育最多只能勉强维持。
自经济改革以来所采用的经济措施对于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十分不利。首先，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农村广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提高了送农村孩子上学的成本。这种情形可从农村的入学率下降和辍学率升高上看出来。其次，在1985年推行的财政“分灶吃饭”的制度要求地方政府负责自己的财政预算，把一直由中央政府负责的教育经费转嫁到地方政府的头上，从而使得贫困地区背上了承重的包袱。对于贫困区来讲，维持目前的教育水平已有一定的困难，根本没有可能加以改善和发展。再者，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的教育重点的转移加剧了贫困地区小学教育的恶化。与文革期间强调向广大群众普及教育相比，从八十年代开始强调改善高等教育。各个层次上的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了。从全国来看，这种政策确实有助于改善教育的质量，但这却不适合大多数贫困地区，令一些学校看起来没有用或缺乏效率。除此之外，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尤其是乡村学校老师及其家属的流动）造成了教师师流失与不稳定。同时，学费的迅速攀升使得一些贫困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当今农村小学教育正面临着这些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贫困地区教育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对教育的投资。在贫困地区，教育的开支要占地方政府全部预算的25%.也就是说，地区预算的四分之一要花在教育上。这不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讲也是如此。但是，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很有限，实际用于教育的数额则是微不足道的。1992年，贫困地区专门用于教育的拨款不足104亿，即平均每个居民27元，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些拨款中，有82%支付给了教学人员的工资。在1992年，有20%的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来支付教师的工资，而不得不将部分工资开支推迟到第二年。在1993年第一学期，全国未兑现的教师工资总额达15亿人民币。
这些贫困地区人口增长率很高，这也对资金的需求形成很大压力。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近10年，但贫困地区家庭的学龄儿童平均达2.5人，有12.7%的家庭有4个或4个以上的孩子。人口的迅速增长意味着每年新学生数目的增长，也意味着学校班级规模的扩大。在1989-1992年间，每个贫困地区得小学生数目每年平均新增1000人，即递增3%.
要满足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的需要，教育系统必须要平行扩展：进行新的校舍建设或对现有校舍的扩建，购买新的设备，扩大师资队伍，等等。但是，通常贫困地区无法随学生人数的增长来扩大其教育系统。1992年，在贫困地区所有的教育经费中，用于学校建设的仅5%，其总额相当于50万元，这一笔钱仅够建立一所小学。实际上，这些钱通常主要用于对破旧校舍的维修，不能够用于扩大教育系统方面。在每五个地区中，就有一个地区的学校建设资金仅占全部教育经费的1%以下。有4%的贫困地区根本就没有向教育建设上投一分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降低教育质量来应付学生数目的增长。由于通货膨胀和教育成本的提高，要保持现有的教育水平，开销的增加是必然的。由于推行财政“分灶吃饭”，地方政府要负责自己的财政收支平衡，对于贫困地区的教育开发，尤其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中央政府给予补贴。中央政府的馈赠有利于解决这些贫困地区最为紧迫的经济问题。
起初，这些补贴每年都在增加。然而，从80年代末起，由于中央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不同项目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这类补贴因此而不再增加。由于地方政府在其预算中分配给教育的经费非常有限，有10%的地区教育支出呈负增长。一旦他们发觉跟不上成本的变化，他们只好关闭学校和其他教育设施。住在边远山区的孩子首先受害，这将制造出新一代的文盲。
在云南怒江的贡山地区的17个村中，有很多学龄儿童，按理说他们应该建立学校，但是却没能实现。在广西的西林地区，距离最近的小学超过5里路的村子有110个。在这些村子中，57个村子的学龄儿童数目超过20个。在这些山区，有些村落自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学校。也有些村子因为缺乏资金而把学校关闭了。在这些地区，其小学教育非但没有发展，教育条件实际上是恶化了。贵州省罗甸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1975年该区共有508家小学，到了1995年还剩下301家。
精英教育制度不适合贫困地区
世界银行的一批经济学家在1984年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把中国的教育制度界定为“双速档”制度。一方面，精英教育制度专注于为那些聪颖的学生上大学作准备，另一方面，“短周期”的教育要求每个学生完成9年的义务教育。这种义务教育与他们将来做工人或农民没有任何关系。这类教育对于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比较有利。然而，在贫困地区，除了运用原始的农具进行农业劳作之外没有别的工作，这种适应于城市或经济富裕地区的传统教育方式无论在目标上、内容上以及方法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地区的经济和个人需要。
无论是当地的教育单位还是老师或家长，每个人都随时准备为有希望上大学的学生服务。升入大学是这些贫困地区学生利用这种教育制度的最好途径（也许是唯一的途径）。家庭和当地村民都认为这是对教育这项巨大投资的最好回报。然而，对于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讲，能进入大学的机会几乎为零。据一项调查显示，在10个贫困省的40个自然村所抽取的997个农民家庭中，其2，493个小孩（其中12%在19岁或以上）至今无一人升入大学。这些孩子大都被家庭、被学校或被当地的社群所忽视，他们不认为这些孩子有机会上大学，所以觉得花这些钱在孩子的教育上得不偿失（尤其是对于女孩子）。这些孩子通常在学习上存在一些困难，如果让他们自己独立完成功课，他们就会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学习。不能适应这种教育制度而被忽略的学生构成了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军。他们仍然未受到多少教育，很难摆脱世世代代因袭下来的贫困和落后。
尤其不合理的是，家长、老师和当地的乡村社会为那些读小学或中学的孩子做了很大投入，而一旦他们上不了大学，以往的投资便付之东流。这些孩子既不能“文”也不能“武”，因为他们在学校所取得的知识只能用于应付大学入学的考试，而不能够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为了他们能够更好地学习，其父母、兄弟和姐妹们为他们担当了他们应尽的农业劳动。这样，用他们自己的话讲，他们变得“一钱不值”。对于财力如此匮乏的地区，真正是惊人的浪费！总之，这种教育制度在贫困地区面向广大群众、服务农业生产的程度实在大低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这种制度的效率，也挫伤了地方政府和个人投资教育的积极性。
恶劣的教育条件
由于经济贫困和落后的生活条件，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条件是相当可悲的。在一些村庄，学校的设施极其简陋，教室是租借来的废弃房屋。无水、无电、无厕所和无操场的学校并不罕见。学校的课堂常常是牲口棚、坍塌的庙宇或无遮盖的地方。在云南贡山县山区，我们见到孩子在凛冽的寒冬中光着脚，身穿单衣服，聚集在四处漏风的教室里。在湖北巴东的一所小学，学生们打着伞在露天里上课。贫困地区有十分之一的校舍是不安全的。学校连基本教育设施也不具备。老师既没有黑板也没有粉笔；学生们没有课本、没有作业本也没有铅笔。有10%的学生自带凳子上学，一些学校甚至让孩子站着听课。
学生的家庭环境通常比较差，他们没有地方做作业。家中既无桌子也无椅子。他们还需要帮助家长做农活和家务。有些农庄没有钱铺设电线（农村住房在白天光线也不足），通电的地区，因为农业电费高昂，孩子通常在15瓦或更暗的灯光下做功课。他们的父母通常没受过什么教育，因此也不能给他们的孩子们在学习上提供多少帮助。根据我们的调查，贫困地区学龄儿童的父母中有四分之一（23.7%）是文盲和半文盲。绝大部分父母（65.4%）从未离开过他们居住的村庄。将近有50%的父母从未去过他们当地最近的市镇。有四分之三从未踏足他们的省会或其他省会，有10%的人从未去过其所在地区的市镇。超过一半的父母从未看过或听过新闻，如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同时，由于贫困的生活条件，这些学生健康也有问题。营养不良、疲劳和反应迟钝是常见的现象。在离学的事件中，有12%与生病或智障有关。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教师生活水平很低，其工资收入低得出奇。公办教师每月200元，而民办教师每月收入才100元。教师经常抱怨他们的薪水太低，不能让他们过象样的生活。由于他们不能按时收到工资，抱怨就更多。因教师不足，他们必需超负荷的工作，教学时间长，有时同一个教师要教好几门课和好几个班。结果是，老师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工作，精神紧张，对学生缺乏耐心和责任感。他们教学不认真而且经常不去上课。
在这种条件下，上学当然不是一种快事。同学一般对上课不感兴趣，由于考试分数低，经常需要留级。在这些地区，有16%的小学生和20%的中学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学校。这些学生中有一半的人说他们不想上学。在最落后的地区，教学质量极其低下。根据贵州省罗甸地区教育局的一份报告，1990-1992年区考的结果显示，在小学考试中只有12%的学生的考试取得50分的成绩，平均成绩为36分（100分制）。在期末考试中中文和数学的成绩取得50分者仅达到4%和6%.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个地区的昆区小学各年级（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中文的及格率仅从2.7-8.8%.有一位家长抱怨说，他的孩子整个一个学期才学会了8个中文字。尽管这些学生上学好几年，他们的实际水平仅比文盲或半文盲好不了多少。
个人教育成本的上升
在过去的几年中，学费、课本和文具价格的提高使其在家庭开支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城市中或富裕的地区，大部分家庭还能够勉强应付教育成本的上升，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了迅速的提高。在贫困的地区，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很慢，根本无法应付教育成本的上升。1992年，贫困地区每个小学生的教育费用为28.2元，中学生每年47.2元，是十年前的六到八倍。然而，在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仅翻了一番。在1992年每位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仅398元（50美元），然而一个孩子一年的学习费用就达150元（包括学费和书本和学习用具的购买费用）。
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四口之家（父母和两个在校学习的儿童）给两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占全家收入的五分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教育预算的限制，部分经济负担就转移到家庭头上。1992年，贫困地区每个农民家庭的平均捐款额为13.5%.除此之外，农民家庭还必需支付学校的经营成本，同时还要分担教师的薪水。读书成本的上升对于有几个孩子的贫困家庭影响尤为严重。对这样一些家庭的父母所做的一项调查所示，有15.4%的家长感到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学生的学费。近一半（48.2%）父母认为他们还能够克服困难，还有28.7%的认为没有足够的金钱，有7%的人指出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支付学费。更为严重的是，经济上困难的家庭还必需面对小孩教育所提出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教育小孩的成本提高了，更有甚者，父母不但要为孩子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同时他们还要要失去部分劳动力。结果是，一些家长情愿将孩子放在家中。在10个辍学的学生中就有一个因此而离开了学校。
本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源于贫困，这是一个在短期内没有希望找到答案的两难问题。要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下面两条措施似乎是最有效的。
-投资开发贫困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
-对教育的目标和方法进行改革，使其适用当地的现实需要。
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两条措施很难实施。在过去的几年中，位于华东地区的几个贫困区发展很快。人均收入已经升至或超过了贫困线。将大量的资金用于教育，使扩大教师队伍和减少危房成为可能。这就使得小孩的失学率降低，从而为发展教育创造了一个良好条件。另一方面，在西南、西北合中部山区，贫困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学校破旧的校舍仍无改进的迹象。大量文盲人口的出现肯定不利于这些地区摆脱贫困。
本文译自China Perspectives（神州展望）一九九五年九月/十月第一期，第30-35页
（Primary Education in the Poor Areas of China：An Education System Grapplingwith Poverty）。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