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作者：张秀平　王晓明 [复制链接]

59　《金史》

    《金史》也是元末官修的一部记金代历史事实的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35卷，计本
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书后还附有《金国语解》一篇。
    《金史》的纂修，我们有必要从为《金史》作过重大贡献的王鄂说起。金哀宗天兴
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朝廷的最后据点——蔡州，因蔡州的抵抗，元军恼
羞成怒，攻下蔡州后下令屠城。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军统帅张柔发现原金朝状元——王
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为
《金史》的成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
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
二史。
    他认为，金辽二代皆有善政，如不及时记录，便可能逐渐被人遗忘，“宁可亡人之
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名臣事略》卷12）忽必
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国史馆，并命编修辽、金二史。于是王鄂即开始搜集金朝材
料，并亲自拟定了《金史》的体例并将它委托给王恽。但《金史》的纂修工作并未从此
具体展开；后来数朝因为正统义例问题的争论，《金史》的纂修也与宋、辽二史一样被
耽搁下来了。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才正式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皇帝
的支持下，并由中书右丞相脱脱裁定，解决了正统问题，《金史》才与其他二史一起修
纂成功。《金史》是至正四年四月（1344年）始修，次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
间。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总裁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
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由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
费著、商企翁等撰写而成。可见，这个写作班子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与《宋史》、《辽史》不一样，《金史》修成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学者们
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
《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
“《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
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
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
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
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
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
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
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
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
《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
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
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
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
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
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
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
《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当然，《金史》所
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如史实的记载经常出现颠倒，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以及
张冠李戴等等。
    《金史》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评价，主要在于它纂修的准备时间比较长，有了比较好
的史料准备。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
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
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
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
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
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
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
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
被献之于朝廷。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了。元朝建立
后，金朝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开始着手搜集、
整理金代的历史资料。卫绍王朝没有实录，现在卫绍王本纪中的材料都是中统三年王鄂
收集的；金朝迁蔡州之后，史书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
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这一段亡国的历史始末记载下来。因而金代历史文献保存得比
辽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实，如金末文人刘祁著《归潜
志》、诗人元好问著《壬辰杂编》（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实。可见元末修
《金史》，既有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
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其所依据与《辽史》纂修时所据要丰富多了。加上这些资料
又已经过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
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于是《金史》比辽、宋二史高出一筹，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
    尽管《金史》的优点比较突出，但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后代史学家虽然没有像《宋
史》那样，有这么多人主张重修，但考订、校补之作还是不少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施国
祁，他本是布店老板，花了20多年时间，细读《金史》十余遍，并与其他版本的《金史》
和其他有关文献互相参校，写成《金史详校》10卷，订正了不少版本、史实错误，是读
《金史》时所必备的参考书。
    《金史》完成之后，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即在江浙等处刻印了100部，以后明
代、清代、民国都有刻本。目前最为通行的是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它
吸收以前诸种版本的长处及国内外学者的许多校勘成果，极便我们学习阅读。

60　《元史》

    《元史》是记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朝灭亡160余年历
史的史书。
    1206年，蒙古族卓越的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后，建立了
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在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汉族儒士的建议，改国
号为大元。1276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自成吉思汗始，共传14位皇帝，立国
162年。元顺帝统治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军队攻克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逃到漠北，元朝灭
亡。
    明朝建立的时候，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大。元顺帝在漠北地区仍然维护着自己
的统治，史称北元。参与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在陕甘地区与北元协同抵抗明朝，元朝
残余势力还占据着东北和云南，江南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肯与明朝合作。朱元璋面
临着巩固统治和统一全国的任务。为了巩固政权，笼络元朝遗民，招抚和平定割据势力，
朱元璋利用编修《元史》这一举动，来表明自己建立明朝的合法性。
    《元史》修成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的结束，从而打消元朝残余势力复国的幻想。明
朝在建国之初即急于编修《元史》是有着良苦的政治目的的。同时，明朝修《元史》也
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明军攻克大都后，获得了元朝大量的文献典籍，为《元史》的编修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
    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
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
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
    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再次开局，继续修史，这次除仍用宋、王2人为总裁官外，
只有1人参与了前一次的编修，其余人员都是新人。至七月，全书修成。《元史》编修
前后总共用了331天，参加修史的人员前后共31人。
    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
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
典》。
    《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元史》有14位皇帝的本纪，《太祖纪》除记载铁木真一生活动外，还记载了其以
前10世的简单情况和世系。
    《元史》各志，按时间先后记述事实和制度的变化沿革，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
《天文志》记载了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制作的天文仪器的制作、使用方法、用途和效果，
以及引进西域的天文仪器。还记录了元代的各种历法，特别是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
《地理志》记录元代考察黄河发源地的情况，是汉唐以来对黄河河源考察最具体、记载
最详细的文献。《祭祀志》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记载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
宝贵资料。
    《元史》有列传人物1281人，去掉重复者，实有1270多人。《外夷传》记载了20个
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同时也因为它多
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
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
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
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
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
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
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
认为不值一提的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
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传。这些内容虽还有悖惯例，但恰恰反
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
了重要资料。
    《元史》存在的不足也是很多的。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
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
    本纪和列传部分的记载，大致是后世多、前世少；文臣多、武将少。这是由于元朝
史料本身原因造成的。从编修人员看，前后两次开局，人员变更大，当时修史的人员也
是临时凑集，大多是江南的文士儒生，缺乏修史经验，这也造成了书中的许多错误。比
如内容重复，前后记载矛盾，同一地名、人名、译名不统一，等等。
    《元史》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流传到现在的，
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柯劭忞《新元史》、屠寄
《蒙兀儿史记》等，但因为《元史》有保存原始资料的长处，所以这些史书都不能取代
《元史》。

61　《明史》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
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
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
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
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
《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
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
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
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
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
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
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
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
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
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
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
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
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
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
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
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
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
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
（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
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
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
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
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
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
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
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
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
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
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
（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
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
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
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
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
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
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
“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
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
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
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
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
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
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
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
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
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
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
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
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
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
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
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
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
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
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
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
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
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
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
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
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62　《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
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
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
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
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
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
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
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
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
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
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
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
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
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
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
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
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
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
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
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
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
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
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
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
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
“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
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
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
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
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
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
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
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
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
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
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
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
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
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
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
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
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
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
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
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
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
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
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63　《海国图志》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
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
—《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滩人。魏源21岁时，父亲
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
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
    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
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
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
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
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
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
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
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
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
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
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
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
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
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
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
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
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
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多立
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
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
《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
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
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
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
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
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
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
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
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
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
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
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
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
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
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
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
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
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
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
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
·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
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
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
篇。”（《圣武记采要序》）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
《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
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
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
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
“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
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
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
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
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
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
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
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
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
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
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
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
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
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
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
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64　《列女传》

    《列女传》8卷，汉刘向撰。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
（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经历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任光禄大夫、
中垒校尉等官，是西汉著名学者，生平著书多种，其中有《洪?五行传》、《新序》、
《说苑》、《别录》、《世说》、《高士传》、《列女传》等。
    西汉成帝年间，命谒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于是，散落于民间的大量的诸子百家及
各行各类典籍被汇集于汉政府藏书台。为了对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古书进行系统整理，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遂与其子刘歆受诏
同领校书，开始细心地校正古书。而《列女传》就是刘向在校书时编撰的，他说：“臣
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
画之屏风四堵。”（徐坚《初学记》引《七略别录》）班固也说“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
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之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
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汉书·刘向传》）
    可知刘向作《列女传》，其目的就在于以此作为妇女的教育用书，同时也以“古列
女善恶所以兴亡者以戒天子”（宋人曾巩语）。
    《列女传》屡经传写，到了宋代已经不是原来的本子了，分篇也各有不同。现存的
本子是7卷，每卷15人，共105人，每一卷的后面都有颂。书后有《续列女传》1卷，相
传是东汉班昭所增加，《续传》又收列女20人。到了晋朝，又得名画家顾恺之为之一个
个画出图像来，于是《列女传》的影响才大起来。
    本书的7卷就是7类，按其编排顺序依次为《母仪》、《贤明》、《仁智》、《贞
顺》、《节义》、《辩通》、《孽嬖》。
    《母仪传》主要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选取那些言行仪表中合封建礼仪道德的母
亲，用以教育后代，以兴教化。例如魏芒慈母的故事，讲魏芒卯的后妻宁肯委屈3个亲
子，而绝不亏待前妻5子，勤劳忧惧，仁爱持家，致使前后8子亲如一母兄弟，后来皆为
魏大夫卿士。
    《贤明传》主要选取贤明廉正、动作有节、通晓事理、遵纪守法的女性。如周宣王
后姜氏，贤而有德，非礼不言，非礼不动。周宣王曾沉湎于女色，早睡晚起，不理朝事。
姜后即脱簪珥彩服，待罪永巷，痛责自身以谏宣王。宣王惭而从谏，乃早起晚退，勤于
政事，成为有名的中兴之君。
    《仁智传》选取的是聪明仁智、能预识难易、避危趋安的女性。如曹僖氏妻善于观
人。晋公子重耳不得志时，曾到曹国，曹恭公不予礼待。曹僖妻则谓僖曰：不知其子者，
视其父；不知其君者，视其所从。视晋公子的随从，皆有卿相之材，将来必有成就，应
该礼待他们。曹僖即从而礼待之。后来公子重耳果然成霸业，成为著名的霸主晋文公。
文公为报曹僖当年之恩，令兵士不许入其间里，而士民百姓却扶老携幼，赴其闾门以避
祸，门外成市。时人都夸赞曹僖之妻有远识。
    《贞顺传》选取的是谨遵妇礼、忠贞不二的女性。如蔡人之妻既嫁于蔡，而其夫有
恶疾，其母欲改嫁之。该女认为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嫁人之道，一旦结婚，则终身不
改。今夫不幸染上恶疾，正应细心照料，以情相慰，怎么可以弃之而再嫁呢？遂不从。
    《节义传》选取的是好善慕书、终不背义、为了节义而不避死亡的女性。如鲁义姑
姊的故事。齐军攻鲁，于郊野之中见一妇人怀抱一儿，手牵一儿而行。见齐军将至，妇
人弃怀中儿而抱手牵者向山中奔去。弃儿啼哭，妇人径行而不回头。
    齐将追及而问之，才知妇人怀抱者乃是其兄之子。她解释说：
    见齐军将至，力不能护两儿，则舍己子而反抱兄子。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
义也。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己子，是背义也。齐人听之，而罢兵。
    《辩通传》选取的是智慧聪颖、能言善辩，以讽喻而排忧解难的女性。如齐钟离春
故事。齐无盐氏之女奇丑无比，但很有辩才。因年已40而无能嫁人，乃自荐于齐宣王，
谏曰：
    齐国有四殆：西有强秦之患，南有劲楚之仇。外有国难，内聚奸臣，不务众子而务
众妇，如此，一旦山陵崩驰，社稷不稳，则一殆也。修渐台，饰以黄金白玉、珍珠翡翠，
致使百姓疲惫，则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立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
入，则三殆也。饮酒沈湎，夜以继日，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
国家之治，此四殆也。齐宣王闻之，愧而从之，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
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齐国由是大安。无盐女也因之被立为
齐宣王正后。
    《孽嬖传》选取的是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致祸败的女性。如殷纣之
妃妲己，淫乱无度，唆使纣王造酒池肉林，令男女裸体而相逐其间。又鼓动纣王剖比干
之心，囚禁其子于狱，逼走微子，终使殷朝佐臣尽失，殷终为周所灭。
    《续传》也即第八卷，已非刘向所撰，而是后汉班昭所补，共收20人，也以“母
仪”、“贞顺”、“仁智”等区分之。
    《列女传》的成书有其重要意义。不管作者编撰此书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刘
向把古代著名妇女事迹，“种类相从”的搜集起来，便于人们查考和研究。人类社会本
是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是男女共同劳动的结果。在数千年的古代
社会里，重男轻女，妇女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列女传》可以稍稍提高人们对于妇女的
认识。自从刘向编撰《列女传》以后，《汉书》即立《元后列传》，《后汉书》则有
《列女列传》，其后许多史书有开设记载妇女活动的专栏，创立了重视妇女历史地位的
先例。所以，《列女传》在中国古代妇女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65　《史通》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
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
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
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
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
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证》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
《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
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
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
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
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
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
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
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
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
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
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
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
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
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
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
《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
    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
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
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
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
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
《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
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
“《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
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
《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
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
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
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
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
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
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
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
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
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
“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
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
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
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
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
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
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
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
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病。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
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
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
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
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
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
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
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
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
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
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
《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
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
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
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
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
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
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
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
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
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
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

66　《文史通义》

    《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
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
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
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
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
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
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
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毫州等方志。晚年，
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
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
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
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
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
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
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
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
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
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
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
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
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
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
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
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
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
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
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
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
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
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
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
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
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
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
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
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
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
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
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
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
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
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
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
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
“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
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
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和“二长”（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点，尤其称赞像郑樵
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
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
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
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
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
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
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
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
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
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
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
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
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
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
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
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
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
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67　《新史学》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
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
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
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
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
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
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
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
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
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
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
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
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
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
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
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
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
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
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
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
“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
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
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
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
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
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
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
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
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
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
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
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
“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
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
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
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
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
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
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
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
“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
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
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
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
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
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
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
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
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
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
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
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
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
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
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
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
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
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
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
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
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
《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
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
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
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
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
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
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
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
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
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
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
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
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
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68　《考工记》

    《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原未注明作者及成书年代，一般认为
它是春秋战国时代经齐人之手完成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此时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
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亦更为精细。春秋以前“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
手工业外，此时还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礼乐崩溃，学术思想上呈现了一
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人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
班、墨翟、李冰这样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是这一时期产生出来的。为了进一
步组织和指导生产，需对已获得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思想进行总结，《考工记》便是在这
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今见《考工记》一书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出现的。
    《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后者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
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乃以《考工记》
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
本。
    《考工记》一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约与总目、总论相当，主要述说了“百工”
的含义，它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第二部分
分别述说了“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实际的“理想化”了的工艺规范。书中说国有
六职，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百工系六职之一，它又包括了六类
30个工种，分别是：
    攻木之工。包括轮人（主要制作马车的车轮和车盖等）、舆人（主要制作马车的车
箱等）、车人（主要做耒和木牛车等）、弓人（做弓等）、庐人（制作殳、矛、戈、戟
等兵器之柄）、匠人（负责都邑的测量和营建以及沟洫类水利设施和其他土木建筑）、
梓人（即木工，负责制作编钟的悬架、饮器，以及箭靶）等7个工种。此外还有一个总
目不曾列入，制作马车车辕的辀人。
    攻金之工。包括筑氏（为削）、冶氏（为杀失）、凫氏（为钟）、堨氏（为量器）、
桃氏（做剑）、段氏（为鑮器）等6个工种。
    攻皮之工。包括函人（做甲）、鲍人（鞣制皮革）、韗人（制作皮鼓）以及韦人、
裘人等5个工种。据清人孙诒让考证，“韦人”可能是专制柔熟之革，“裘人”可能是
做名服之工。
    设色之工。包括画、缋（皆事施彩），钟氏（主要事染羽）、覩氏（负责湅*丝）、
筐人等5个工种。筐人，职无考。
    刮摩之工。包括玉人（专做各种仪礼所用之玉器），矢人（制作箭镞等），磬氏
（制作石磬），以及雕人，楖人等5个工种。后二者之纪正文缺如，有人认为“雕人”
系摩漆之工。
    “楖人”系治木之工。
    搏埴之工。包括陶人（做甗、盆、甑、鬲、瘦等陶器）、瓬*人（做簋、豆等陶器）
2个工种。
    《考工记》的特点在于：
    一、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由上可知，先秦官府手工业的一些主要部门大体都已列
入，对每一工种，都简要地介绍了有关产品的形制、结构和工艺技术规范，其中还涉及
到了大量的物理、化学、天文、数学、生物等问题。
    二、时间范围较宽，上下至少包罗800年。据研究，“辀人为辀”条关于七星像鹑
火的记载，大约是相当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天象。“堨氏为量”条说：“嘉量既成，
以观四周。永启厥后，兹器惟则”，这显然是周天子的口吻。“攻金之工”说到了铜镜
等器物应当使用的合金成分，而从大量考古实物的科学分析看，我国古代青铜合金技术
的成熟期当在春秋战国时，铜镜技术之兴盛，则是战国中晚期的事。从书中还掺有齐国
方言，看其下限当在战国时代。
    三、其技术内容既具有实践性，又富有“理想性”；许多文字既是生产经验的总结，
又可作为指导生产实践的一种工艺规范。但也有一些文字，则是一种试验资料的反映，
有的则带有“理想化”的成分，未必能够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工艺规范。前者如“钟氏
染羽”、“覩氏湅*丝”等所云，后者如文献规定的部分器物的具体成分和尺寸。
    四、其许多技术规范反映了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如“玉人之事”条说：“镇圭
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候守之；
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等等。
    总之，《考工记》一书从多方面反映了先秦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先进水平以及人
们对生产过程规范化的一些设想和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这是我国古代比较全面地反
映整个手工业技术的唯一的一本专著。本书的主要科技多成就在于：
    在金属冶铸方面。“攻金之工·六齐”条谈到了不同使用性能的器物应使用不同成
分的合金，说：“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
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规律。“堨氏为量”条谈到了合金熔炼过程中，如何依
据火焰和烟气颜色来辨别熔炼进程，这是世界上关于观察熔炼火候的最早记载。
    在丝绸漂湅*印染技术方面。“覩氏湅*丝”条谈到了“以栏（楝）为灰，渥淳其
帛”，“昼暴诸日”等丝绸漂湅*操作，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灰水脱胶，日光脱胶漂白的
最早记载。“钟氏染羽”条谈到了“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的染色工艺，这
是我国古代关于媒染剂染色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
    在标准化管理方面。“堨氏为量”条说金属熔炼时，需“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
准之，准之然后量之”。这是对熔炼工艺的一种规范。又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
“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
    这是对车轮尺寸的一种标准化管理。若依齐尺（每尺约合19．7厘米）推算，此兵
车、乘车之轮径应为1．30米；而经测量，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16号车轮径正
好为1．30米。
    在力学方面。这方面的论述是较多的，在“轮人”，“骑人”，“弓人”，“矢
人”，“匠人”等条都曾涉及，有的论述甚至相当精辟。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
“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滚动摩擦
与轮径关系的最早记载。又如“矢人为矢”条说：“水之以辨其阴阳，夹其阴阳以设其
比，夹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这是我国古
代以沉浮法来确定物体的质量分布，把箭羽作为负反馈控制装置的最早记载。
    在声学方面。“凫氏为钟”条、“磬人为磬”条等都从定性方面对发声理论作出了
精辟的论述。如“凫氏为钟”条说：
    “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
    “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
    “韗人为臬陶”条也有类似的说法。“磬氏为磬”条说，磬声“已上，则摩其旁，
已下则摩其耑”。这后者说的是一种调音方。这是我国古代打击乐器发声理论的较早记
载。
    在实用数学方面。“车人之事”条、“築氏为削”条、“辀人为辀”条、“轮人为
轮”条、“矢人为矢”条、“堨氏为量”条等，都包含有丰富的实用数学知识，并分别
涉及到了分数、角度、嘉量容器的计算方法等问题，对后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
“车人之事”条谈到了矩、宣、欘、柯、磬折，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套角度概念。
    在天文学方面。“辀人为辀”条谈到了二十八星和四象，且明确地提到了其中一些
星的名称，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关于二十八星最早的较为明确的记载。《周礼·春
官·冯相氏》、《周礼·秋官·哲簇氏》虽也提到过二十八星，但都不曾明确地提到星
名和四象。
    《考工记》一书自被汉代人发掘出来，并被拼入《周礼》后，一直受到世人推崇，
历代知识分子多以之作为必读之物，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许多积极的影响。因该书文字古
奥艰深，且有一些错简、漏简，故历代学者对它进行了许多注释。尤以元、明、清三代
为盛。在元明时期，这种专门的注释本便近20种，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徐光启《考工
记解》（2卷）等。
    清代，专著便达20余种，散篇则在40种以上，大家比较熟悉的专著有载震《考工记
图》（2卷）、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8卷）等。今最为通行的是汉郑玄“注”本、
唐贾公彦“疏”本、清孙诒让“正义”本。汉代《考工记》隶订本大约7000余字，清
“正义”本则有数10万字之巨。如此这般受人重视，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是为数不多的。
大约还在唐代，《周礼》便传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周礼》又被译成了法文，
《考工记》亦随之传到了日本和西方。现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

69　《九章算术》

    我国数学史上有一部堪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媲美的书，这就是历来被尊为算经
之首的《九章算术》。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其传本包括《九章算术》本文、
曹魏刘徽注、唐初李淳风等注释三部分内容。
    《九章算术》集先秦至西汉我国数学知识之大成，其编纂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根
据刘徽的记载，《九章算术》是从先秦“九数”发展来的。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西汉
张苍（？—前152年）、耿寿昌（前1世纪）收集遗文残稿，加以删补整理，编成《九章
算术》。
    《九章算术》包括了近百条一般性的抽象公式、解法，246个应用问题，分属方田、
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
    方田章提出了各种多边形、圆、弓形等的面积公式；分数的通分、约分和加减乘除
四则运算的完整法则。后者比欧洲早1400多年。
    粟米章提出比例算法，称为今有术；衰分章提出比例分配法则，称为衰分术；商功
章除给出了各种立体体积公式外，还有工程分配方法；均输章用衰分术解决赋役的合理
负担问题。今有术、衰分术及其应用方法，构成了包括今天正、反比例、比例分配、复
比例、连锁比例在内的整套比例理论。西方直到15世纪末以后才形成类似的全套方法。
    少广章介绍了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其程序与现今程序基本一致。这是世界上最
早的多位数和分数开方法则。它奠定了我国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方面长期领先世界的基
础。
    盈不足章提出了盈不足、盈适足和不足适足、两盈和两不足三种类型的盈亏问题，
以及若干可以通过两次假设化为盈不足问题的一般问题的解法。这也是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的成果，传到西方后，影响极大。
    方程章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解线性方程组时
使用的直除法，与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
在西方，直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这一章还引进和使
用了负数，并提出了正负术——正负数的加减法则，与现今代数中法则完全相同；解线
性方程组时实际还施行了正负数的乘除法。这是世界数学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第一次
突破了正数的范围，扩展了数系。外国则到7世纪印度的婆罗摩及多才认识负数。
    勾股章提出了勾股数问题的通解公式：若a、b、c分别是勾股形的勾、股、弦，则

 @_Es|(4  
    m＞n。在西方，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等仅得到了这个公式的几种特殊情况，直到
 d%Nx/DS)  
3世纪的丢番图才取得相近的结果，这已比《九章算术》晚约3个世纪了。勾股章还有些
 -E-e!  
内容，在西方却还是近代的事。例如勾股章最后一题给出了这样一组公式：

 V7$-4%NL  
    这在国外到19世纪末才由美国的数论学家迪克森得出。
 @~`:sa+H  
    《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框架，以计算为中心的特点，密切联系实际，
 =iE)vY,?"}  
以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为目的的风格。其影响之深，以致以后我国数学著
 
@%rj1Gn  
作大体采取两种形式：或为之作注，或仿其体例著书；甚至西算传入中国之后，人们著
 F tay8m@f  
书立说时还常常把包括西算在内的数学知识纳入“九章”的框架。
 p%-m"u  
    然而，《九章算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也没有给
 t^8|t(Lq  
出任何推导和证明。魏景元四年（263年），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才大大弥补了
 0hCUr]cZ,  
这个缺陷。
 $(&+NJ$U$  
    刘徽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遗憾的是，他的生平我们现在知
 yIqRSqM  
之甚少。据考证，他是山东邹平人。刘徽定义了若干数学概念，全面论证了《九章算术》
 Y>I9o)
KR  
的公式解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命题，他在数学理论方面成绩斐然。
 
|!uC	[=  
    刘徽对数学概念的定义抽象而严谨。他揭示了概念的本质，基本符合现代逻辑学和
 GLa_[9	"  
数学对概念定义的要求。而且他使用概念时亦保持了其同一性。如他提出“凡数相与者
 |!*abc\`(`  
谓之率”，把“率”定义为数量的相互关系。又如他把正负数定义为“今两算得失相反，
 c<imqDf  
要令正负以名之”，摆脱了正为余，负为欠的原始观念，从本质上揭示了正负数得失相
 A\QrawBp0l  
反的相对关系。
 W>J1JaO  
    《九章算术》的算法尽管抽象，但相互关系不明显，显得零乱。刘徽大大发展深化
 &-p!Lg&D  
了中算中久已使用的率概念和齐同原理，把它们看作运算的纲纪。许多问题，只要找出
 %Hy.  
其中的各种率关系，通过“乘以散之，约以聚之，齐同以通之”，都可以归结为今有术
 p9j2jb,qy  
求解。
 7nk3^$|  
    一平面（或立体）图形经过平移或旋转，其面积（或体积）不变。把一个平面（或
 ]vZ}4Xno  
立体）图形分解成若干部分，各部分面积（或体积）之和与原图形面积（或体积）相等。
 =7Sw29u<  
基于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出入相补原理，是我国古代数学进行几何推演和证明时最
 xH{V.n&v  
常用的原理。刘徽发展了出入相补原理，成功地证明了许多面积、体积以及可以化为面
  ew*;mQd  
积、体积问题的勾股、开方的公式和算法的正确性。
 !c=EB`<*  
    在数学证明中成功地运用无穷小分割和极限思想，是刘徽最杰出的贡献。
 A4f;ftB  
    《九章算术》提出圆面积公式S＝l/2·r（S为圆面积，l为圆周长，r为半径）。为
 vfOG(EkG.?  
证明这个公式，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S6（称为六觚）开始割圆，依次得圆内接正十二
 x)-n[Fu  
边形S12，圆内接正二十四边形S24，……S6·2的n次方……所有S6·2的n次方＜S，但
 s+&iH  
“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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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  
当于：

 !s47A"O&B  
    然后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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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KcY<K  
    。于是刘徽就把圆化为与之合体的内接正多边形来求面积，再把这个正多边形分割
 Jp +h''t  
成以每边为底以圆心为顶点的无穷多个小三角形之和，所谓“觚而裁之，每辄自倍。
 9 N9Q#o$!.  
    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从明证明了S＝l/2·r。刘批评了以往“圆径一而周
 #gRtCoew  
三”的错误，指出此公式中周径是“至然之数”，即圆周率π。他以此公式为基础，求
 CAbT9Wz&  
出了π的两个近似值157/20和3927/1250，在中国首次创立了求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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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我国圆周率研究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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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dJ,8  
    刘徽注关于体积问题的论述已经接触到现代体积理论的核心问题，指出四面体体积
 ts;C:.X  
的解决是多面体体积理论的关键，而用有限分割和棋验法无法解决其体积。为了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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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原理“邪解壍堵，其一为阳马，一为鳖臑。
 2GJp`2(%dA  
    阳马居二，鳖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称为刘徽原理。刘徽平分壍堵的长、宽、
 ;-!O+c  
高，通过出入相补，可以证明在壍堵的3/4中上述原理成立；而剩余的1/4与原壍堵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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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同，可以重复上述分割，又可以证明其3/4中这个原理成立。这个过程可以无限继
 %oiA'hz;*  
续下去，“半之弥少，其余弥细。至细曰微，微则无形。由是言之，安取余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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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原理的证明。由壍堵的体积公式v＝1/2abh，便证明《九章算术》提出的阳马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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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v＝1/3abh，鳖臑的体积公式v＝1/6abh。近代数学大师高斯、希尔伯特才讨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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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已是近100多年以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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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徽注多方面表述了今天称之为祖暅之原理的命题，并由此证明了《九章算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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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积公式的错误。他设计了牟合方盖，指出球与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是π∶4，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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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后者的体积就可以求出球体积了。他尽管没能求出牟合方盖的体积，但诚恳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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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俟能言者”，表现出一位伟大学者的坦荡胸怀。这个问题后来由祖冲之父子彻底解
 )/uCdSDIc  
决，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时详细记述了祖氏的方法。
 Zie	t-@}	  
    刘徽注中还有不少有价值的成就。如对开方不尽，提出继续开方，求其“微数”，
 \zV'YeG  
以十进分数逼近无理根，开十进小数之先河；他还认识到不定方程有无穷多组解，等等。
 MTeCmFe0;  
刘徽注形成了一套数学体系，他说“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知，发
 tnFhL&  
其一端而已。”把数学看作一株枝条虽然分开但本干相同的大树。他认为数学是“规矩”
 T*zy^we  
与“度量”亦即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统一。基于这些深刻的认识，他的证明除个别失
 `bcCj~j  
误外，都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晰，推理严谨；而且大都使用演绎推理，没有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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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论证。是严格的数学证明。有了刘徽的证明。《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才建立在真
 hSU|rVi  
实可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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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以杰出的数学成就，独特的数学体系。不仅对东方数学，
 f4&k48Ds  
而且对整个世界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
 zH1ChgF=}  
出现，标志着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中国取代古希腊成为世界数学的中心，为此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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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领先世界1500多年奠定了基础。今天，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它所蕴含的算法
 ?CZ*MMV  
和程序化思想，仍给数学家以启迪。吴文俊先生指出“《九章》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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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世纪中凌驾于《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至说是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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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定局，本人认为也绝非过甚妄测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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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东魏（531—550）农学家贾思勰（青州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平县人，
生平不详）约在6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写成的一部农学名著。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
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包括了农、
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堪称为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齐民要术》共10卷92篇，约11余万字，卷端另有“序”和“杂说”。“杂说”系
后人掺入之作。“序”是全书的总纲，包括著者的指导思想、内容范围、资料来源和写
作目的。
    著者在“序”中援引大量经典和历史故事，反复阐发“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强
调“治国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把农业生产提到治国安民（“农为
邦本”）
    的高度上来认识。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才能“国富民
安”。
    “食为政首”，是贯穿于《齐民要术》的主导思想。它规定了该书的写作范围和内
容，甚至章节安排的次序。正如“序”中所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
毕书。”
    从农作物栽培，直至制醋作酱，凡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有不详细
记载的。
    《齐民要术》的内容极为丰富。卷一，“耕田”、“收种”（以上栽培总论）、
“种谷”各1篇；卷二，谷类、豆、麦、麻、稻、瓜、瓠、芋等粮食作物栽培各论13篇；
卷三，“种葵”（蔬菜栽培总论）、蔓菁等各论12篇；卷四，“园篱”、“栽树”（园
艺总论）各1篇，枣、桃、李等果树栽培12篇；卷五，栽桑养蚕1篇，榆、白杨、竹以及
染料作物10篇、伐木1篇；卷六，畜、禽及养鱼6篇；卷七，货殖、涂瓮各1篇（酿造总
论）、酿酒4篇；卷八、九，酿造酱、醋，乳酪、食品烹调和储存22篇，煮胶、制墨各1
篇；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北魏疆域以外地区）物产者”1篇，记热带、亚热
带植物100余种，野生可食植物60余种。综括了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
选种育种、酿造、烹饪、农产品加工储存，以及备荒、救荒，基本上属于广义的农业范
畴，反映了当时农、林、牧、渔、副多种经营方式亦已具备了较为完整的规模。
    “序”中说它对“商贾之事，阙而不録”。其实，书中不録的，是那种弃农经商，
（“舍本逐末”），周流天下，买贱鬻贵，积累资本，重利盘剥农民的富商巨贾之事。
然而，它对季节性较强的农村集市商业活动却非常重视，书中“杂说第三十”对谷类、
葵、榆诸篇有多处记述。集市所售之物多为农民生产的剩余物，或利用农闲制作的一些
手工制品（椀、车毂等）。物品售罄，季节一过，售者又都回到农业生产上去，不致因
此而影响农业生产。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人民所需“莫非种植之物”、“钱货无所交流”
的社会实际。
    全书的结构体例也相当严密，每篇由篇题、正文和经传文献组成。根据不同作物，
所述详略不一。篇题下有注文（援引历史文献和亲自调查），相当于“释名”、“集
解”，包括异名、别名、品种、地方名产、引种来源及其性状特征；正文则为实际调查
和亲身体验（“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这是各篇的主体；篇末则援引文
献以补充论证正文，包括重农思想、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农业季节、农业地理、农产
品贮存与加工。据统计，书中援引经传160余种（一说180余种）。可以说是历史经验和
当代生产技术实践相结合的一部农业论著。
    《齐民要术》规模之庞大、内容之丰富、结构之严谨，都远远超过以往。《吕氏春
秋·上农》等四篇，虽说不算是农学专著，但内容连贯倒也自成一体，基本上属于栽培
总论性质。
    西汉《汜胜之书》（公元前1世纪）史称18篇，存者不过3000余字，总结了关中地
区的耕作技术，也只限于种植业。东汉崔寔（？—170年）《四民月全》虽已涉及农、
林、牧、副，却略于技术而重于农事之安排，不过是一部月全性质的农书。
    《齐民要术》则是在前代农学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魏晋以来400年间黄
河流域旱地农业生产的新经验和新成就。
    《齐民要术》的最大功绩是：其一，它全面、完整地总结了以耕—耙—耱为主体，
以防旱保墒为中心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以增进地力为中心的轮作倒茬、种植绿肥等耕
作制度，以及良种选育等项措施。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精耕细作的传统思想；其二，
首次系统地总结了园、林经验，林木的压条、嫁接等繁育技术；畜禽的饲养管理、外形
鉴定和良种选育；农副产品加工和微生物利用以及救荒备荒的措施。填补了传统农学的
空白，为后来农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毫无疑义，《齐民要术》的出现，是我国
传统农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齐民要术》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是与当时历史条件和贾思勰的文化素
养、科学态度分不开的。
    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发源地之一，旱地农业生产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虽说东汉以后
的200年间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因长期战乱而累遭破坏，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
技术的提高却未因此而中辍。以耕作为例，魏晋时期，“铁齿??”（人字耙）和“耱”
（无齿耙）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耕—耙—耱结合的耕作技术，提高了旱地防旱保
墒的能力，到北魏时，又积累了一整套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墒情而进行的耕—耙—耱经
验，从而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耕作体系，不仅增强了防旱保墒的能力，而且增进了土壤肥
力，提高了产量。
    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为贾思勰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资料和内容。
    贾思勰生活于北魏末期。青少年时期，正值孝文帝提倡经学，实行“文治”，深入
汉化运动的高潮，孝文帝极力倡导农业，朝廷议政都以农事为首，令各州、郡、县官经
常督促农业生产，做到“无失农时”，违者免官，甚至“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太和
九年（485年）又实行均田制，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使“土不旷墱*”，
规定种植五谷瓜果蔬菜，植树造林，解决人民吃饭问题。
    贾思勰对经学颇有造诣，既受历代重农思想之影响，又得到“太和之风”的熏陶。
因此，他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在他任瀛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及其以南）高阳郡（保定
市一带）太守时，勤于职守，督导农桑，对瀛州及其邻近州县的作物进行深入调查。他
特别重视良种的推广，这是种植物增产的关键。他对80余种粟类品种的性状特征的分析，
是他多年调查的结果。及至后来他退居田园，更是亲自到稼穑、桑果、畜禽甚至场院整
治等生产活动中去观察和分析农业生产技术的每一个环节，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如，
济州以西（现在鲁西）的长辕犁不如齐人的尉犁那么“柔便”；蚕茧用盐杀蛹法比曝晒
的要好。正是由于贾思勰坚持调查，坚持实践和坚持科学分析的求是作风，才使《齐民
要术》植根于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而赋予它以科学的生命力，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
    “序”中说他著书目的只是“晓示家僮”。如果联系当时（主要是肃宗灵太后擅政）
的社会现实来看，他在“序”中猛烈抨击当政者的骄奢，无不透露着著者爱国爱民之心，
也透露了他著书的目的是在劝导政府和官吏重视农业生产，为“平民”谋求“资生之
业”，让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强盛起来的强烈愿望。
    《齐民要术》一经问世（初为手抄本传布），便引起历代政府之重视，北未朝还规
定“非朝廷人不可得”。明代王廷相（1474—1594年）称它为“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
术”。唐、宋以来出现不少农书，无不以它为范本，其中，元《农桑辑要》、王祯《农
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清《授时通考》均受其影响。《齐民要术》在国外也具
有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传到邻国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大约在19世纪
传到欧洲，英国学者达尔文（1809—1882）在其名著《物种起源》和《植物和动物在家
养下的变异》中就参阅过这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并援引有关事例作为他的著名学
说——进化论的佐证。在当今欧美国家面临农业危机的状况下，《齐民要术》更是引起
欧美学者的极大注视和研究，说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卓越的、杰出的、系统完整
的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巨著。”

71　《梦溪笔谈》

    在中国历史上难以胜计的笔记小说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巨，传播最广者，无过
于《梦溪笔谈》一书了。作者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人，北
宋治平元年（1064年）进士，曾任负责天文、历法的提举司天监，负责兵器制造的判军
器监。负责全国财政的权三司使，负责边关政务和防务的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鄜
延路经略安抚使，又曾出使辽国，并曾多次巡察地方政务，相度农田水利，后因边事获
罪被贬。他博学多才，为一代学问大家，史称：“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
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本传）本书乃集其一生学识和
见闻之精萃而撰成，因成书于梦溪园，故名《梦溪笔谈》。
    其最初版本为30卷，条数可能亦较多，但早已亡佚。现存26卷本至迟在南宋初年之
前亦已流行。《补笔谈》2卷、《续笔谈》1卷则为本书成书后，作者所写的补稿。《补
笔谈》为作肯或后人所编，《续笔谈》则为后人所辑补。把原书与补、续合编成册，最
早出现于明代会稽商濬在万历年间所刻《稗海》的再印本。现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道
静先生的校正本最为流行。胡先生对原书的不少错讹进行了订正，并加有大量注释、解
说，又把书中条文按顺序编加序号，计分为609条，使阅读、寻检更为方便。
    全书按内容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
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17门，涉及典章制度、财政、军事、外
交、历史、考古、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如叙典章制度，有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掌故。叙财政，有茶法、
盐法、均输法，以及北宋历朝铸造铜钱之情况。叙军事，有阵法、兵器、筑城、屯边、
战守、粮运、谋略。叙外交，有作者熙宁八年（1075年）受命使辽，与辽方谈判边界争
议的记述，为史籍中关于宋辽使节往来之最翔实、精确的实录。其于史学，除全书所记
述大多为可靠史实外，又有很多记述，为其他史籍所无，或较其他史籍记载翔实。如王
小波、李顺起义事件，以及不少科学技术发明事略，即是如此。这些记载，弥补了史料
之缺陷，或考证了史料之错讹。其于考古，对各种出土文物之时代、形状、花纹、文字
等，均有细致的考证，对宋代考古学之发展，其影响颇大。其于文学，除文字流畅、洗
练，描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本身就是一部笔记体文学佳作外，于诗、词亦有独到之
论。其叙艺术，有书法、绘画，音乐方面更有清乐、雅乐、燕乐，以及律制、音制、乐
器等。书中强调把形式、内涵、情感、技巧融为一体，再行升华，追求“意韵萧然，得
于声外”的艺术境界，如是等等，可见全书极富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本书之著名，
尤以科学技术价值见称。
    全书所论及之科学技术内容极为广泛，据英国专事中国科技史之大家李约瑟博士统
计，书中有关科学技术之条文有207条，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内容包括有天文、历法、
数学、地质、地理、地图、气象、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医药学、印刷、机械、水
利、建筑、矿冶等各个分支。
    在天文方面，记述有作者改进浑仪、浮漏、圭表之事迹，开了宋元时代天文仪器改
革之先锋。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改进后的浑仪，连续对北极星进行3个月之观测，绘制星
图200余幅，得出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之结论；利用改进后之浮漏，进行长达10余年之
测量，第一次从理论上推导出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的
结论。对岁差、日月五星之运行、二十八宿距星等，亦均有所论及。
    在历法方面，记述了作者主持编订《奉元历》之始末，民间天文学家卫朴之成就和
在改历中之贡献。又论及历代历法之疏密，以及历法推步之术。书中所记载的“十二气
历”，以节气定历，为一纯阳历制度，乃对传统阴阳合历所作的一根本性变革，是作者
之首创。19世纪英国气象局采用的肖伯纳历，与此相似。
    在数学方面，记述有作者首创之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为一种求解垛积问题的方
法，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之范畴。会圆术为一种已知弓形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方法，
属于求解高次方程的问题。这二种方法，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新的研究方向，对宋元时
期中国数学的高度发展，其功甚大。
    在地质、地理、地图方面，记述有浙江雁荡山“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
西部黄土地区“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等地貌特征，指出此乃流水之侵蚀作用所造
成。又记述了河北太行山之山崖间，往往衔蚌壳之化石，在石壁上横亘如带，从而推断
这里为昔日之海滨，华北平原乃泥沙淤积而形成。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木屑、面糊和熔蜡，
以及用木刻等方法，制作立体地理模型，并被推广的情形；还有作者“以二寸折百里为
分率”，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绘制天下州县图“守令图”的情况。
    在物理学方面，记述有指南针乃方士（即风水先生）利用铁针磨磁石磁化所发明，
当时有四种使用方法，即水浮法、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悬丝法，并指出指南针不全指
正南，而常微偏东，指南针有指南、指北二种。这是关于指南针发明、应用，及地球磁
偏角之发现的重要史料。又记述有作者关于球面镜成像的实验。指出凹面镜照物时，有
一处叫“碍”（即焦点），在此点之上照物无所见，在此点之外照物成倒像，在此点之
内照物成正像，并用小孔成像、细腰鼓、船上橹担等现象作比拟，来解释凹面镜成像原
理。指出凸面镜只成小于原物的正像，并解释古人铸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
    此外，还记述有演示月亮盈亏的模拟实验，演示声音共振的实验。对于海市蜃楼、
虹、雷电等现象，以及透光镜，也都有所记述，并进行解说。
    在化学和矿冶方面，记载有利用铜铁离子置换反应，而发明的湿法冶铜方法“胆铜
法”，以及古代最先进的炼钢方法灌钢法。又记述了石油、井盐、池盐，以及青堂羌族
的冷锻铁甲法。
    在农学、生物学方面，记述有不少作物和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生态特征和分类，
并对一些古生物进行了考证，使这些早已灭绝的生物让人们有所了解。
    在水利方面，记述有作者在汴河分段筑堰，逐段进行测量，测得从汴京（开封）上
善门起，经420公里，至泗洲（今江苏泗洪）淮河口，水位落差64．95米的事迹。又记
述有当时木工高超在治理黄河时，发明巧合龙门的三节压埽法。
    对于漕渠复闸、苏昆长堤和淤田法等，亦皆有所记述。
    在印刷技术方面，记述有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
以及活字印刷的工艺过程。这是关于活字印刷术最早的文字记载。
    在建筑学方面，记述有著名匠师喻皓加固杭州梵天寺木塔的事迹，以及其所著建筑
学专著《木经》的片断。《木经》早已佚亡，人们仅藉此方知这部重要著作，并了解其
内容之一斑。
    在医药学方面，记述有人体解剖生理学，并阐述了食物、药物、空气进入人体后的
运转过程，以及人体新陈代谢的原理。又记述有大量植物、矿物药物的特征、性味、采
制和功效，以及用药配方的原则。
    对于全书所记述的极其丰富的科学内容，当然不可能予以一一列述。但从上列各端，
即可看到本书科学价值之高。可以说，本书反映了11世纪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其中
不少成就在当时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因此，本书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
史上里程碑式之典籍，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72　《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
工的规范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
    《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
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
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
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
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
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祐法式》。
    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
（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
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
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
年）刊行全国。
    《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
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
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
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
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
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
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
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
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
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
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
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
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
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
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
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
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
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
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
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
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
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
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
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
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
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
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
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
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
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
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
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
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
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
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
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
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
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
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
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
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
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
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
“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
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
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
重印为普及本。

73　《王祯农书》

    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
的农学著作。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
桑衣食撮要》。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作者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
山东东平）人。元成宗时曾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
丰县）尹。他在为官期间，生活俭朴，捐俸给地方上兴办学校、修建桥梁、道路、施舍
医药，确实给两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
县志》）王祯像我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王祯同时代人戴表元所写《王伯善农书
序》中说，王祯在旌德和永丰任职时，劝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
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桑树若干株；对麻、苎、禾、黍、麰麦等作物，从播种以致收获的
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还画出“钱、鑮、耰、耧、耙、麴”各种农具的图形，让老百
姓仿造试制使用。他又“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最后，王祯把教
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搜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编撰成《农
书》。
    《王祯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分《农桑
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
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
业技术。王祯自己是山东人，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官，又到过江、浙一带，所到
之处，常常深入农村作实地观察。因此，《农书》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
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的差别，致意于其间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
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
    （《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
便于人们比较采用，说：“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无使偏废。”（《耙耢
篇第五》）养蚕方面，采撷南北养蚕方法加以叙述，并指出各有的优缺点，目的是“择
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蚕缫篇第十五》）可以说，在《王祯农书》
以前所有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只
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
    《王祯农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只是保存先秦有关农
业政策、用地、整地和掌握农时的4篇农学论文。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000余
字，不能见其全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只有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
民要术》。与《王祯农书》相比较，《齐民要术》内容虽包括了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
栽培、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最后还附有非中国产的一些栽培植物，范
围可谓十分广泛，但占了很大篇幅的烹饪显然是不属于农业生产范围的。《王祯农书》
则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齐民要术》
中的酿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煮胶、制笔等农产品加工
的内容都去掉了。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王祯农书》也超过《齐民要术》。《齐民
要术》还没有明确的总论概念，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构成
全书的主要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分别孤立地叙述各项生产技术。而《王祯农书》中的
《农桑通诀》则相当于农业总论，首先对农业、牛耕、养蚕的历史渊源作了概述；其次
以“授时”、“地利”两篇来论述农业生产根本关键所在的时宜、地宜问题；再就是以
从“垦耕”到“收获”等7篇来论述开垦、土壤、耕种、施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和
收获等农业操作的共同基本原则和措施。《百谷谱》很像栽培各论，先将农作物分成若
干属（类），然后一一列举各属（类）的具体作物。分类虽不尽科学，更不能与现代分
类相比，但已具有农作物分类学的雏形，比起《齐民要术》尚无明确的分类要进步。
《农器图谱》是全书重点所在，插图306幅，计20集，分为20门，261目。另外，在《农
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之间，也相互照顾和注意各部分的内部
联系。《百谷谱》论述各个作物的生产程序时就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农器图
谱》介绍农器的历史形制以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效率时，又常常涉及《农桑通诀》和
《百谷谱》。同时根据南北地区和条件的不同，而分别加以对待。既照顾了一般，又重
视了特殊。
    将农具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王祯农书》开始的，也是本书一
大特点。我国传统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宋代
已出现了较全面论述农具的专书，如曾之瑾所撰的《农器谱》3卷，又续2卷。可惜该书
已亡佚。《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数量上是空前的。《氾胜之书》中提到的农
具只有10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农具也只有30多种，而《农器图谱》收录的却有
100多种，绘图306幅。在做这部分工作时，王祯花费精力最多，不仅搜罗和形象地描绘
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
    如西晋（265—316年）刘景宣创制的“磨”，奇巧特异，用一牛拉，能“转八磨之
重”。（《农器图谱·杵臼门》）可惜久已失传，王祯经过查找资料研究、把它进行复
原，并名之为“连磨”。又东汉杜诗（？—38年）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
元代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多方搜访，力求复原，并加以发展。古代水排用皮囊鼓风，
而王祯复原所绘的水排已经是用木扇（简单的风箱）来鼓风了。王祯对轮轴特别感兴趣，
在“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中，集中了57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
基础上，他自己又创制成了“水砻”和“水轮三事”。其中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
具备有磨、砻、碾三种功能。《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卓越成就。
在此之后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书籍，如《三才图绘》、《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授时通考》等书中与农事有关的插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本书。
    “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也是《王祯农书》的首创。后图的原
图已佚失，无法知其原貌。现在书中看到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
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
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以及各物候所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
紧凑地联成一体。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经济、
使用方便，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王祯农书》附录中的“造活字印书法”是王祯把请工匠刻制的3万多个木活字，
以及自己发明的可减少排字工人的疲劳与提高效率的转轮排字盘，用来试印《旌德县志》
成功的方法与经验的总结。虽然与农业生产无关，但都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

74　《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
十年（1637年），是作者任江西分宜教谕时（1634—1638年）撰写成的。
    明代是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
代中期后，部分地区，不少行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耕地面积扩大，
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
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明代手工业种类较多，且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尤其是
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等行业最为发达。明代商业和交通亦较发
达，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数千里之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科
学技术的发展。徐光启（1562—1633年）《农政全书》、李时珍（1518—1593年）《本
草纲目》、徐弘祖（1586—1641年）《徐霞客游记》等长篇巨著，都是明代中期以后产
生出来的。明代科学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启后、集历代之大成的特点：它们既总结了前人
的优秀成果，而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上，却又有许多创新。
    人们重视实践，许多学术观点都往往带有启蒙思想的气息。这样一个时代，自然要
在科学内容和学术思想上为《天工开物》的产生创造出更为优越的条件。
    宋应星，字长庚，明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他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聪
慧过人。万历四十三年，时年28岁的宋应星便与其兄一起在江西乡试时同榜中举，一时
传为佳话。宋应星兴趣十分广泛，对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比较注意观察和研究。当科举
场中屡受挫折，以致“六上公车而不第”之后，他便幡然醒悟，一方面为官，一方面著
书立说起来。遂成为一名科学上的巨人。
    《天工开物》一书原分作18卷，依次为：乃粒（五谷）、乃服（纺织）、彰施（染
色）、粹精（粮食加工）、作咸（制盐）、甘嗜（制糖）、陶埏（陶瓷）、冶铸（铸
造）、舟车（车船）、锤锻（锻造）、燔石（烧造）、膏液（油脂）、杀青（造纸）、
五金（冶金）、佳兵（兵器）、丹青（朱墨）、曲蘖（制麯）、珠玉。前面一些卷目都
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内容，这样一种排列次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
者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该书分量最大的是农业技术，其次是金属冶铸技术。宋应星
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是要向人们系统地介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知识。他认为天覆地载，
物号数万，若每一种知识都要靠别人口授，或者亲自去观察，那是认识不了多少东西的，
故应向书本学习。二是强调生产知识之重要，批判那种轻视生产劳动，连枣梨之花都不
能分辨，而侈谈楚萍的错误倾向。
    从内容上看，《天工开物》一书有几个特点：一是门类多，技术范围较广，包含了
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的各主要部门。
    我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曾有过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创造，但
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却无一部全面反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书。《考工记》
一书的内容虽也比较丰富，但它反映的主要是先秦时期的百工技艺，有关农业生产技术
则涉及较少，《天工开物》则承上启下。二是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既有一般性介
绍，又重点突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其均非其他古代技术专著可以比拟。三是重
视实践，以实带虚。全书以描写生产过程、介绍技术要点为主，绝少空发议论。间有议
论时，也是言简意骇，精辟之至。四是重视各种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及其所引起的质量
变化。作者在书中经常使用一些数字比例来说明问题。五是坚持从客观事物的内部去寻
找事物变化的客观规律。六是具有批判精神，对一些不正确看法，能依据自己的调查研
究，重新作出判断。七是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较好地阐述个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认为
人是不能永远活着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要靠五谷来维持生命，但五谷不能自生，要
靠人去种植。
    《天工开物》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优秀成就，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研究成
果。它的主要技术成就是：第一，在作物分类学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标准，且与今
人之分类法十分接近。如它把古代农业归纳成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甘嗜、膏液、
曲蘖7个大类，这在先世或者同时代的其他农书以及本草类书中是不曾见过的。该书还
把水稻排到了五谷之首，稻下又分出了水稻、旱稻，麦下又分出了大麦、小麦，并指出
了荞麦非麦。这些分类方法，给人一种眉目清秀之感。
    第二，在水稻栽培技术上，较早地阐明了秧龄和早穗的关系。它首次记述了再生秧
技术，以及冷浆田中以骨灰、石灰包秧根的技术，这对于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它还最先记述了早稻在干旱条件下变异为旱稻的问题，从而在世界生物变
异理论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在麦类栽培管理技术方面，最先指出了以砒霜拌豆麦种子以作防虫杀虫之法，
最先指出了荞麦的吸肥性。
    第四，在养蚕技术上，最先记述了利用“早雄配晚雌”的杂交优势来培育新品种的
方法，并指出了家蚕“软化病”的传染性，指出“需急择而去之，勿使败群”的处理方
法。
    第五，较早记述了山羊绒可用于织造之事。
    第六，在金属冶炼方面，空前绝后地记述了串联式炒炼法，较好地记述了明代灌钢
工艺的发展，首次记述了今俗称为“焖钢”的箱式渗碳制钢工艺，最早记述了火法炼锌
的操作方法。
    第七，在铸造技术上，最早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述了大型器物的铸造工艺，较早图
示了活塞式鼓风箱的使用情况。
    第八，在金属加工方面，最早明确地记述了响铜的合金成分以及有关响器的成型工
艺，最先记述了铁锚锻造工艺、钢铁拉拔工艺以及一种叫做生铁淋口的特殊化学热处理
工艺，较早地详述了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基本操作。
    第九，煤炭技术方面，较早对煤进行了分类，较早记述了煤井排除瓦斯的方法。
    第十，化工技术方面，最早记述了银朱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互变关系，可认为这是
“化合物”观念和“质量守恒”观念的萌芽。……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还在明代末年，就有
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大约17世纪末年，它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学术界对它的引用
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1771年就出版了一个汉籍和刻本，之后又刻印了多种版本。19世
纪30年代，有人把它摘译成了法文之后，不同文版的摘译本便在欧洲流行开来，对欧洲
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如1837年时，法国汉学家儒莲把《授
时通考》的“蚕桑篇”，《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译成了法文，并以《蚕桑辑要》
的书名刊载出去，马上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当年就译成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分别在都灵、
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二年又转译成了英文和俄文。当时欧洲的蚕桑技术已有了一
定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等而引起了生丝之大量减产。《天工开物》和《授时
通考》则为之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业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亦阅读了儒莲的译著，并称之为权威性著作。他还把中国养
蚕技术中的有关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国内
（包括大陆和台湾）发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发行了4版，印刷20次；欧美发行1版，
印刷1次。这些国外的版本包括两个汉籍和刻本，两个日文全译本，以及两个英文本。
而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的摘译本尚未统计入内。《天工开物》一书在一些地
方长时期畅销不滞，这在古代科技著作中并不是经常看到的。

75　《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的作者是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
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
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
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
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
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
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
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
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
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
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
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
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
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
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
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
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
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
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
（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
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
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
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
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
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
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
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
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
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
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
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
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
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
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
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
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
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
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
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
《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
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
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
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
《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
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
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
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
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
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
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
《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
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
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
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
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
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
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
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
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
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
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
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
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
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
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
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
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
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
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
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
求实的大家风范。

76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
《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
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
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
《灵枢经》并予刊行。
    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
《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内经》冠以黄帝名，并非真为黄帝之作。淮南子曾指出：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于神农、黄帝。
    《内经》既非黄帝之作早已为确论，但其成书究竟何时？又出于何人之手？对此，
历代以来意见纷纭，终未能取得共识。例如，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
则恐未可。他认为“此周汉之间，医者依讬以取重耳”。综观历代学者，在《内经》之
成书时代上，约有以下几种观点，如有成书于战国者，有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者，
有成书于西汉者，或谓更为晚出者等等，现仍为学者争论最为激烈之问题之一。在这个
争论之中，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公认，即明代医学家吕复之所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
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
    《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还有扁鹊内、外经等。何以分
内经、外经，犹《易》之有内、外卦，《春秋》之有内、外传，《庄子》之有内、外篇，
《韩非子》之有内、外储说。故知医学之分黄帝内经、外经等，只有次第名而并非有何
深意。今《黄帝外经》早佚，唯《黄帝内经》尚存。
    《黄帝内经》成书后，在其传抄流布过程中，既有内容的散落，也有掺入和补撰，
在历代注释整理中，也增加了该书内容。因此，出现了何为原文？何为讹传？何为杂入
等难以分辨的混乱局面，为研究者的辨析鉴别造成了困难，也时有争论。《黄帝内经》
流传甚广，现就今之《素问》、《灵枢》分述之。
    《素问》：公元6世纪，全元起首次全面注释，当时第七卷早佚，故只有8卷。公元
762年，王冰次注，称为《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其中除72—73篇有目缺文外，
经王氏补入“旧藏”7篇。11世纪，北宋校正医书局对王氏注本再加校勘注释，改名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成为宋之后历代刊刻研究之蓝本和依据，刊刻者有数10种
之多。
    《灵枢》：在《汉书·艺文志》名为《九卷》，公元6世纪前后，其名有《针经》、
《九墟》、《九灵》、《灵枢》等不同书名之传本。南北朝、隋唐间，《针经》注本多
种曾有流传，并见于隋唐及日、朝之医事法令将其列为医学教材，但未能流传后世。如
前所述，宋史类刻刊《灵枢》（1135年）后，即成为《九卷》之唯一刻本流传于世，虽
有12卷本与24卷本之不同，但篇目内容次第等并无差异。
    《素问》、《灵枢》历代之注释、节要、语译以及国外之注释、译本，共计有200
余种之多，其中少数影响大者，每种刊刻印行有达40多次者。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
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
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
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
依据，尽管医学家学说各异而有争论但鲜有背离之者，几乎无不求之于《内经》而为立
论之准绳。这就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也必须首先攻读《内经》的原故。因为，若不
基本掌握《内经》之要旨，将对中医学之各个临床科疾病之认识、诊断、治疗原则、选
药处方等等，无从理解和实施。
    《黄帝内经》的科学成就：前已提及，《内经》之成书，既非成于一时，也非成于
一人。由此可知，乃是先秦诸多医学家对其前代医学发展的一次系统的总结，是对十分
丰富的医疗经验的高度概括，并从而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达到了历史的高水
平，有着许许多多的科学成就和十分正确的预见。或者正因为如此，《内经》至今仍有
其很强的生命力。
    现仅就其科学成就之重要者分述如下：
    公然宣布与巫术决裂。中国医学在商周时期仍处于鬼神观念占居统治地位，不但病
因要寻求鬼神作用的因素，治疗也多巫术之法。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认识逐渐发生了
动摇，围绕着疾病诊疗是否鬼神因素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民间医生扁鹊
及《内经》作者们在这场影响深远的斗争中，鲜明地反对鬼神说。《史记·扁鹊仑公传》
明确记述了扁鹊行医的六不治，其中之一即“信巫不信医不治”。《内经》的作者在
《素问·五脏别论》中强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
巧。”用意深刻地阐明了他们在这关系医学发展道路和方向上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观
点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从而保证了中国医学基本上一直沿着唯物的疾病观不断发展。
    人体解剖、生理研究的成就。认识人类疾病必须首先认识人类自身。《内经》的作
者们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并实地进行了人体体表与内脏的解剖。《灵
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例如消化道
解剖，《灵枢》已详述了唇口几何，唇到齿距离几何，舌形重量，齿至咽距离，会厌形
质，口腔容量，食管长度，胃容量及体大小，贲门、幽门形质，小肠长度、如何曲屈、
容量，大肠之升、横、降、容量、重量，肛门形质等等，其所记述之大小、长度、容量、
形态与相互关系等，同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又如关于消化系统之功能，血液环流周
身之功能，泌尿生殖系统之功能，虽然认识多有失之于笼统，然而也有许多科学的论断。
譬如血与脉的关系，不但对血管区分为经脉（大血管）、络脉（大血管之分支血管）和
孙脉（细小血管），并且明确指出血脉是运行人体经过饮食消化而产生营养精气等物质
的，特别强调这种运行在人体“如环无端”，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实际上他们对人体
的血液循环系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
    高明的医疗技术。《内经》是一部理论专著，但个别部分也涉及医疗技术。例如该
书不但记述了水浴疗法、灌肠技术，而且比较正确地论述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脱疽
的外科手术截趾术等。《内经》已设计使用了筒针（中空的针）进行穿刺放腹水的医疗
技术，这是一次改善腹水治疗和减轻患者痛苦比较成功的尝试。筒针穿刺放腹水虽然未
能创造出根治腹水的方法，但作为一种医疗技术在后世继续得到发展和应用。
    至今虽然在器械条件和技术上已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其原理却是完全一致的。可
贵的是《内经》还记述了筒针的制作技术要求，指出：“故为之治针，必筒其身而锋其
末”。在进针的技术要领方面也已达到与现代基本相似的步骤和方法。
    提倡疾病预防强调早期治疗。中国医学自古就十分重视促进人体健康以预防疾病的
思想，追其原则始于《内经》。例如：反复强调的“虚邪贼风（指致病因素），避之有
时”。又如强调，一位高明的医学家，应当治未病之病，而不是治疗已病的病。如果等
到病已发而后才给予药物治疗，就犹如渴而穿井，战乱已成才去制造兵器的道理一样，
不是太晚了吗？
    又说：一位高明的医学家，治疗疾病必须“救其萌芽”。并批评了医学家中对一些
久病轻易作出“不可治”的结论，指出：
    “疾虽久，犹可毕也（是可以治愈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本也。”其思想都是
很先进的。
    《内经》虽有不少待研究、商议的内容，但其科学的内容、积极探求的思想等，是
其2000多年来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
    《内经》不单在中国医学的发展上创造了2000多年医学家们不断研究、不断运用以
解决医疗理论和技术的有效记录，而且为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医学家所研究和运用，
以为指导，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内经》也早已为欧美汉学家、私人收藏家、国
家图书馆所广泛收藏和流传，而且有被部分节译或全译为英、法、德等文本出版者。在
当代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内经》也更加为人类所重视。

77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东汉张仲景约撰
成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该书编成后不久，晋王叔和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10次而流传至今，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
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医
学家围绕着张仲景于该书内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和医疗技术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特别是
围绕着防治急性温热病的病因、辨症和治疗思想、选方用药等，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例如：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伤寒派与温病学派之争，促成了
时方与温病学说得到独立与发展壮大。随着时间流逝，经方派之继承发扬虽然有些衰退，
但直至现代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近些年来随着中成药生产的扩大，在国内外大
有复苏和再发展的明显趋势。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综合论述传染病、流行病理论与治疗规律性的
重要部分，共10卷，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孙兆、林億校勘刻印后通行于
国内外。
    流传后世而影响巨大者，现存有明赵开美的影宋刻本和金成无已的《注解伤寒论》
本。宋校正《伤寒论》，或称宋本《伤寒论》，以及金成无已《注解伤寒论》，在宋、
金以后，历代及日本刻本之现存于国内者，有60多个版本。若计其节录、别本、发挥、
集注、方论等，目前国内各图书馆收藏之国内外版本有近700种，1990多次刊印。由此
即可见其历代流传影响之大了。
    《伤寒论》在大量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病因素、临床症
状病候表现、治疗过程与预后等等之共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从
而创造性提出了六经辨症的理论学说。即将当时几乎年年常发的许多热性病，按其发病
初期、中期、末期不同的临床表现，以及不同治疗的反应与结果，分为辨太阳病、辨阳
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此即历代所称的“辨伤寒
六经病”，由此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有的学者视六经病为六个症候群以帮助学者学
习理解。实际上，太阳病所论基本上是综合论述了许多传染性或流行性疾病初发的症状、
征候表现，以及切脉等四诊之要点和治疗之原则方法等。如果未经治疗或治疗失当，疾
病继续发展，则依次出现少阳、阳明……等征候，以上是三阳经。如果治疗得当或及时，
尚属易治或能获得良好结果，否则，该病就传至三阴经，即太阴病而少阴病而厥阴病，
其治疗的难度也就随之而增加，甚至不能治愈而死亡。在这些辨症论治的过程中，张仲
景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随着各种传染病、流行病与不同病人体
质等不同反应所表现的千变万化的征候，作出了颇富科学思想的综合、分析、论述和预
见性结论。与此同时，张氏还以“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一说为王叔和
整理时所加），集中论述了伤寒的切脉与切脉诊断等问题。
    《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即六经病证的辨证论治体系。它以六经辨症为纲，方剂辨症
为法，对六经传变过程中之征候、脉象等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给予遣方、
用药等，进行了有规律性的论述。世称《伤寒论》113方、397法，虽不尽确，但其逐条
评述传染病、流行病不同发展时期不同表现的因素、病理、症状、体征以及据以诊断的
依据，治疗处方用药的原则与具体方法，无不条分缕析。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总结
和创造的医疗处方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青龙汤、承气汤、柴胡汤、四逆汤、
真武汤、乌梅汤、理中汤等等，至今仍是国内外医学家临床治疗所常用，也是中外制药
厂家据以生产中成药的理论依据。可见宋林億在校正《伤寒论》一书后所称誉的“其言
精而奥，其法简而详”，的确是比较实在的评估。
    如前所述，历代研究《伤寒论》并有著作流传至今者约700家，但就其学术思想和
特点而归纳之约有三个学派。或有认为有三纲重订与维护旧论两大阵营，或谓可分作三
纲编次派、维护旧论派、以方类证派与以法类证派等四个体系者。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
二个学派或三个体系比较符合实际。一派以明力有执为代表，他们认为：《伤寒论》
“编始虽由于（王）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强调必须考
订重加编次，以求恢复仲景之本意。阐发方氏者有喻昌、沈明宗、张璐、吴仪洛……等。
世称之为“重订派”。
    一派以张遂辰、张志聪为代表，他们确信宋本《伤寒论》“皆仲景原文”，反对
“断简残篇”的观点，批评重订派是“举一废百”，反失仲景心法。世称之为“维护
派”。一派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主张重视《伤寒论》中之方证，认为六经之中是以
辨症为主的，故命其代表作为《伤寒类方》。应当说以上三个学派分别对发展张仲景伤
寒学说，提高传染病、流行病等治愈率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各有其立论之偏颇者。
    《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专论内科等杂病，共3卷。北宋治平
二年（1065年）孙兆、林億等据馆阁收藏之蠹简文字，重新加以整理编校而成。全书共
分25篇，所论述之内科杂病有：痉、湿、暍、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瘧、中风、厉
节、血痹、虚劳、肺痈、咳嗽上气、消渴、黄胆、下痢等40多种；外科、骨伤科方面疾
病有：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此外，还有妇科病症等之专门论述。
    该书认为上述疾病等等之发作，其病因不越三条，即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所致疾
病为外因；七情（喜怒哀乐悲惊恐）
    过甚所引起的疾病为内因；金刃、虫兽咬伤与饮食偏颇而造成伤病者为不内外因。
张氏对内科等杂病之认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地进行比较具体的叙述，在诊断上强调望、
闻、问、切四诊合参，辨症多以脏腑经络为重点，运用营卫气血、阴阳五行等学说，以
指导临床治疗之实施。该书共收方剂262首，其特点与《伤寒论》之方剂一样，药味精
炼，配制严密，主治多富有针对性。例如大柴胡汤、泻心汤、大建中汤、黄芪建中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茵陈蒿汤、酸枣仁汤、麦门冬汤、括萎薤白汤、温经汤、大黄牡丹皮
汤、董苡附子败酱散、白头翁汤等等，均被广泛为历代医学家用于临床治疗，并成为他
们发展及创造新的医疗用方的基础。
    《金匮要略》中医方运用的理论和制方原则与《伤寒论》一样，均出于《内经》的
理论指导和张仲景大量临床经验的总结，世代医家多尊之为“医方之祖”，这几乎是众
口一词。
    必须指出，《金匮要略》除数以百计的经方外，更创造性地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医疗
技术。例如：温熨疗法、肛门坐药、灌肠、烙法、洗浴法、鼻内用药、吹耳疗法、灌耳、
浸足等等。
    特别是该书所记载的自缢患者的抢救，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生动地描
述了人工呼吸法的全过程，该法几乎与现代之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富有综
合性技术要求。
    《金匮要略》自北宋校正刊行后，以元刻本为我国现存之最早者。其本文、注释、
发挥、方论与歌括等刊印虽远不如《伤寒论》广泛，但其版本截止1949年国内图书馆收
藏的国内外刊本也多达110多种，印刷也多达370余次，从而奠定了历代内科杂病辨症论
治的理论基础，并为临床处方用药树立了典范。
    张仲景被宋以后的医学家尊之为医圣，明清时人们为推崇纪念他的成就，在其家乡
河南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年年纪念，岁岁引以为效法学习的先师。个中原因，除了他在
东汉兵荒马乱、疫病流行时所作的杰出贡献外，更因为是他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我
国临床医学发展的基础。

78　《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专著，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
经》，晋皇甫谧（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
为12卷本。该书集《素问》、《针经》（即《灵枢》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
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
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皇甫谧本是一位史学家，年近50岁时，
因患关节炎，加之耳聋，开始钻研针灸医术，学习上述三书，并将其中“事类相从，删
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书。人称其“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
或誉之为“晋朝高秀，洞明医术”。可知其因病习医针灸而成功者。
    首先，《针灸甲乙经》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的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在此期间，中医学典籍《素问》、《灵枢》等虽有关于
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也有若干专门论述针灸经络的小册子，然而或已散落残佚，
或只散见而不成系统，《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针灸经络、腧穴、主
治等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而成书的。该书在针灸理论上，除了
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
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则是强调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疗者，也只能
算作一位比较好的针灸医生——中工。这表现了该书对预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疗的重视。
然后，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袭”，将不能做到预见和早期诊断治疗的针灸医生
则一概称之为下工、下下工，视之为不合格的针灸医生。这一先进思想促成了中国历代
针灸医生的勤奋学习和为发展针灸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书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
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
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
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
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
649个。在此之后穴位数虽每有增减，但该书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关于穴位的分布，
该书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
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
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虽然未完全按经络叙述穴位，但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
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
    系统论述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一个至今尚未证实其客观存在的系统，但2000多年
来其理论学说一直指导着中医学、针灸学之诊断和临床治疗，并每获佳效。这一系统的
径路、走行方向、与穴位关系等在针灸学的发展上每有不同观点，《甲乙经》在晋以前
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
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
病特点等作了传统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
    关于针灸疗法的适应症。哪些疾病适合运用针灸治疗，这是针灸临床的一个重要问
题，对选择治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
例如该书所分述的热病、头痛、痓、瘧、黄胆、寒热病、脾胃病、癫、狂、霍乱、喉痹、
耳目口齿病、妇人病等等，也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
握的治疗学水平。
    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该书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
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
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
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该书还在选穴治疗方面论述了后世始
形成的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甲乙经》专篇阐述了每日时辰不同与选穴、针刺补泻方
法的关系，这一时间医学问题至今在临床上还在应用，并为国际学者所注目和研究。关
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持针之姿势
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示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
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
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
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远在隋唐时期，就已作
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并视之为经方。不但为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列为“凡欲为
大医，必须读《素问》、《甲乙》……等诸部经方”，定为医学生必须学习熟读的基本
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医学教育中，也明确规定其为医学校学习必修课，并设针
博士、针助教、针师等进行授课和据以指导临床实习。在此之后，不论是宋王唯一创制
针灸铜人、著书和刻石以广针灸之正确流传，或是明、清诸针灸学者编撰针灸书籍，几
乎无不以之为主要依据。
    《针灸甲乙经》成书后，为历代医学家、针灸学家所重视，传抄者颇多，自北宋校
正医书局校正后始成今之传本。在国内现仅存若干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国宋刊本。现
国内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后历代刊刻出版者计约20种。
    《针灸甲乙经》对国外发展中国针灸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公元七八世纪，日
本、朝鲜在引进中国医学的同时，均在其医学教育中明确规定以《针灸甲乙经》为教材，
还明确规定了学习日数。日本的《大同类聚方》等也都较多地引用了《甲乙经》的内容。
其后，日本不但收藏中国宋版之《黄帝针灸甲乙经》，并多有中国历代之版本，近年他
们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国际上流传。欧美学者学习中国针灸虽然较晚，虽然并非始于
《针灸甲乙经》，但该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影响，为欧美一些大图书馆
所收藏，特别在法国影响更大。据知，法国现代学者正在翻译《针灸甲乙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