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作者：张秀平　王晓明 [复制链接]

19　《定庵文集》、《续集》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
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
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1829年中
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1841年暴病逝于丹
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著述丰富。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佇泣亭文集》，后又
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已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
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
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
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
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
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
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
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
子。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
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
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庵文集》、《续编》和
《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
响。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
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
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
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
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
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
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
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
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他尤其痛
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
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
良论二》）。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
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
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著议第
九》）。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
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
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
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
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
之际著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
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
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
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
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
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
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
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但是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
于他的今文经著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
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
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
“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庵
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
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
（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
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
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
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
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
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
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
    《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
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
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
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
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
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
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
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0　《天朝田亩制度》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
思潮的出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十分严重。全国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人
手里，而80％的农民没有土地。
    在江淮流域、华北地区，就出现了有百顷、千顷的地主；形成“田主不知耕，耕者
多无田”的局面。广大农民处于啼饥号寒之中，所以，他们都渴望着有自己的土地耕种。
洪秀全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于1853年冬，
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
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
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
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它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
民战争史上，它是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
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
的一次伟大尝试。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
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
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
“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
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
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
“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
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
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
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
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哀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
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
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
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
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
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加上连年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
的办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
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
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
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贫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
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
    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
    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
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
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
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它终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坚
持长达18年斗争之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宏图——
《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
民对土地渴望的呼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21　《大同书》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
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
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
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
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
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
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
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
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
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
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
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
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
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
《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
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
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
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
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
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
“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
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
（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
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
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
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
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
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
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
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
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
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
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
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
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
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
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
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
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
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
“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
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
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
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
“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
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
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
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
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
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
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22　《革命军》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
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
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这两篇名著，是当时宣传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邹容的《革命军》，则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为主要武器，从正面阐述革命的正
义性和必要性，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是它的主旋律。章太炎的文章，以文笔典雅深
沉，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在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时，可同时研究章氏的《驳康有为
论革命书》。
    邹容（1885—1905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
    1901年夏天，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1902年春，邹
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在这期间，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的
《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这时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邹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不久被迫离开日本，于1903
年春回到上海。他回国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积极参加拒俄运
动。
    邹容在日本时，已着手撰写《革命军》，回到上海后，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
军》的最后定稿上。1903年5月正式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章行严（即章士钊）为它
题签。
    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
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
书”。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公开问世，吓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帝国
主义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
“苏报案”。邹容在狱中受尽凌辱，于1905年死于狱中，年仅20岁。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思想的名著。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
命之教育；
    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
论。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产
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
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
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
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
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
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
    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
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革命军》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
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
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
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
    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邹容在《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
主义忠实的走狗。他说：“‘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
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因此，邹容主张用革命的
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
枪林弹雨中”，然后，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邹容坚决地宣布：与帝国
主义血战到底，“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邹容吸取了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主张坚
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
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
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
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
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
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
政治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
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
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皇权
主义”，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
键问题，真不愧是“雷霆之声”，惊动中国，惊动全世界。
    《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
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
了万马齐暗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自从《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
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邹容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革命军》中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的民族
复仇情绪，导致他写出“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错误词句。在愤怒指责
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时，他也说了某些过头话，如“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等大国
主义思想。我们不可苛求前人，何况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
印了20几版，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孙中山十分重视
《革命军》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说：《革命军》一书，宣传革命，
“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启迪了一代爱国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炸清政府五
大臣的著名烈士吴樾，得到《革命军》后“三读不置”。四川著名会党首领佘英，在家
乡沪州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
    《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气势磅礴，震聋发聩，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
雷，把皇冠震落于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
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
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鲁迅全集》第一卷《杂忆》）

23　《警世钟》

    “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是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提出的名
言。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天华写下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作品，其中尤以《警世钟》、
《猛回头》、《狮子吼》最为著名。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象。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一本讲革
命的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见
《西行漫记》）毛泽东说的这本书，就是盛行一时的《警世钟》。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县人。他父亲陈
善，是个贫穷的村塾教师。1901年，当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天
华悲痛万分，决心东渡日本，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1903年3月，29岁的陈天华，由新
化实业中学资助，作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到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1903年秋，天华看到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便撰写了《警世钟》。是年年底，
天华回到湖南长沙，与黄兴组织华兴会革命团体。
    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事败后，天华再度去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
天华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并参与制定《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文件。
    当时清政府暗中勾结日本政府，企图镇压革命活动，于1905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
颁布了一项“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这激起了8000多留日学生罢课表示抗议。但由于
当时抗议斗争未能取得团结一致，天华忧时感事，便决心以死来警醒国人。12月7日深
夜，他留下了近3000字的《绝命辞》等文字之后，于第二天清晨，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
殉国，时年31岁。
    1903年秋，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时，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未签
署真名，在题目之上标有“最新新闻白话演说”八个字，署“神州痛哭人著”。《警世
钟》，全书约23000字，分为30个自然段。它是用这样的七言诗句开头的：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在文言文风行的时代，天华大胆使用白话文，《警世钟》以说唱文艺形式出现，也
是一种可贵的移风易俗的举动。文章辟头，作者就惊呼国破家亡的惨景即将来临：“嗳
呀！嗳呀！
    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
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
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
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枪林炮
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
世界；……唉！好不伤心呀！”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文字，真是发人深醒！那么，中国
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民族危亡呢？作者明确指出，根子就在于清王朝的腐败。
    作者又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这块肥肉，正被一群豺狼围住撕扯着、吞咽着，
中国被豆剖瓜分了；满洲政府已是“洋人朝廷”了。清政府已成为“洋人朝廷”这个根
本性的问题，这是陈天华最先公开指出的。真是“石破天惊”，这一观点的出现，在爱
国人士中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一种新的觉悟——反封建必须反帝。
    面对列强的侵略，该怎么办呢？作者以炽热的爱国感情，斩钉截铁地指出，必须万
众一心，齐心杀敌：“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功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
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
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
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
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
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天华还引用了古
今中外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来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疾呼，要去掉
“东亚病夫”的称号，全体国民必须注意锻炼身体。因为抗敌必须有强壮的身体、高超
的技能和勇于报国的精神。
    为了救中国，天华恳切地告诫大家十个须知：第一，“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
国罢了，一定还要火种。”第二，“须知各国就是瓜分了中国之后，必定仍旧留着满洲
政府压制汉人。”第三，“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
能救得中国。”第四，“须知这时多死几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人。”第五，“须知种族
二字，最要认得明白，分得清楚。”第六，“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
随他怎样的。”第七，“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
    第八，“须知要想自强，当先去掉自己的短处。”第九，“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
不可用野蛮排外。”第十，“须知这排外事业，无有了时。”
    作者又提出十条奉劝：第一，奉劝做官的人，要尽忠报国。第二，奉劝当兵的人，
要舍生取义。第三，奉劝世家贵族，毁家纾难。第四，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
会行。
    第五，奉劝富裕的人，舍得出钱。第六，奉劝穷人，舍得出力，不怕丢失生命。第
七，奉劝新、旧两党，各除意见，共抵外侮。第八，奉劝江湖朋友，互相联络。第九，
奉劝教民当以爱国为主。第十，奉劝妇女必定也要想救国。
    书的末尾，陈天华慷慨激昂地说：“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
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虽然我知道我所最亲最爱的同胞，不过从前深处黑暗，没有
闻过这等道理。一经闻过，这爱国的心，一定就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担任
了。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
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
    陈天华是中国人昏睡未醒之际，奋起撞击警世洪钟的敲钟人。在他的著作中，他注
意吸收并发扬了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这些近代进步思想家的爱国思想，所以，在帝国
主义面前，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陈天华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比当时一般资产
阶级革命党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具体、深刻，因此他大声疾呼，
要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同盟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而陈
天华却高举反帝的旗帜，冲锋在前。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如何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是采取改良的手段还是用革命的手段呢？天华主张
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因为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朝廷”，成为列强侵略中
国的工具。
    可见，天华的反帝反清思想，在当时对于唤醒中华民族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真不
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先驱者、出色的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位爱国的进步思
想家。
    当然，陈天华的思想及其活动，也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有其时代和阶级的
局限性。如《警世钟》中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及还没有也不可能把反帝和反封建全面地结
合起来等不足和缺陷。

24　《孙文学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中国资产
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妥协，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
表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以孙中山为首
的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和发动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
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孙中山于1918年写成《孙文学说》，即巨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
中山一生著述颇丰，而哲学专著只有《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
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
    《孙文学说》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
认为自然界和人类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认为世界的进化分为三
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物质进
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概念当作西
方19世纪自然科学界提出的物质性的“以太”的译名，认为物质进化是由于以太运动而
产生电子，而形成元素，而聚为物质，而形成地球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种看法坚持了
宇宙本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又超出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物种进化”是
指生物进化的阶段。孙中山把细胞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
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即“生元”发展而来的，按其所固有的变化能力和进化规律，
经过物种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陈代谢，不断由简而繁地发展。这种对生物发生和
发展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观点。
    为解释精神意识的来源问题，孙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认为生元是有“知觉灵明”
的，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
具有的知觉和思想归结为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人类进化”是指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的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
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痛苦，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对把“物竞
天择”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作用。
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是“互助”，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孙文学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这也是孙
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辛亥革
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党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颓，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因而引起革命队伍分化。这些人的理论依据便是“知之
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理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百般抵制
孙中山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保皇党人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反对革命。可见
这种学说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的蜕
化分子用以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原意是“知”并不难，问
题的关键是把“知”见诸“行”，知之是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祸害，是在知先
行后的前提下强调知行一致，反对知行分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难”的思
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教条，成为保守、盲从、因循守
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祸害就是这
种思想及其与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这种思想的流弊是：因为
“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后行，但一遇困难，就不去求知了；
    因为“行难”，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就无可为者了。
结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动。因而当务之急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搞好革命
党的“心理建设”即思想建设问题。
    为了论证“知难行易”说，《孙文学说》把“行”即实践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
提出“行先知后”说，强调知来源于行，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书中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等十事来证明行先知
后的思想，证明获得真知需要一个艰难的行的历程，行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是促进
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在行和知的关系上，行是占头等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知是由
行派生的。《孙文学说》中的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
学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行则已初步包括人类的广泛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
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虽然仍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有原则区别。这种资产阶级革命
派的知行学说较之古代的知行学说，有着崭新的内容和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具
有重要意义的进步。“行先知后”的思想是一种主观能动性质的反映论，是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从超阶级的进化论出发，从认识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
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英雄豪杰，是支配者；后知后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助手；不知不
觉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指导下，才能奋起“竭力乐
成”。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观的表现，由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是
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所以必然无法在知行观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
    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文学说》正确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认为人类在“行”中获得科学知识，再把“知”用诸“行”，推进“行”的发展。
在“行”的基础上，人的知识随着宇宙的发展而发展，宇宙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因而
人的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知和行就是这样相生相长永不停息的。
    《孙文学说》把人类的知行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时期，行而后知时期，知而
后行时期。这样就把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含有机械形而上学的因素。
但这三个时期是与人类进化三时期：由草昧进文明，由文明再进文明，进而达到科学昌
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具体论证这个命题时，也兼顾了各个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在每一
个时期并非只有行而无知，或只有知而无行，而是知和行都进化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证明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此，这一理论中包含有合
理的内核。
    孙中山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力
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主张“知难行易”，要人们敢于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
这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知难行易”的知行观的提出，展开
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指
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看，知和行的关系不是用难易所能衡量和说明的，因而用“知难
行易”来解释知行关系并不是很科学的。
    《孙文学说》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
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孙中山当时所论证的仍然没有超出旧
三民主义的范畴，但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新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

25　《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
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
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
·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
“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
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
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
《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
《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
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
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
《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
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
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
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
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由于
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
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
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
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
16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
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
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
《尚书》被人重视。
    后来，它就逐渐散失了。
    东晋元帝（司马睿）时，豫章内史梅蹟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尚书》（它与
汉代的古文《尚书》也不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
影响较大，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到唐朝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
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蹟所献的这个
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
    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学者开始怀疑梅蹟这部书，认为从文字看，不像周秦时的文
词。到明清时，有更多的学者继续指责梅蹟这部书。明梅鷟作《尚书考异》，清阎若璩
作《古文尚书疏证》，清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都认为梅蹟的《尚书》为伪书。这一
来，梅蹟的古文《尚书》其真伪，便成定论。
    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书》早已散失，东晋梅蹟的古文《尚书》
虽被认为是伪书，但它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们
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的
合编本，共58篇，即《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
篇。
    《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
    《尚书》是难读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
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
先秦的古书，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
《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纪》
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
《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
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其中真伪参半，我们必须予以分
辨。即使是伪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来说，也是有参
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
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26　《春秋》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
相续”。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如果说，《史记》、《汉书》等
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
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史书，在世界上，我国起源最早。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
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
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
    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
《春秋》命名。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
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
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
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
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
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
《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
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
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
《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
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
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
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
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
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
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
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
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
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
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
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经》：鲁哀公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
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
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
等。
    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
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
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
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
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
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
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
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
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
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
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
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
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
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
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
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
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
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
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
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
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
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
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
是有点道理的。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
的联系。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
的毛病；
    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
的出现。

27　《春秋》三传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
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文
艺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
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
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
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
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
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
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
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
出17年。
    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
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
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
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
《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
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
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
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
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
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
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邲（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
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
    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
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
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左传》注本主要是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
唐时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均采用杜注。1977年人民出
版社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内附陆氏《经典释文》的有关注文，改名为《春秋左
传集解》出版，此为目前最好注本。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
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
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
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
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
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
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
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
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
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
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
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
《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
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谷梁传》则
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
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
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
《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
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
影响颇大。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
博。”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
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
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
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28　《国语》

    《国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关于它的作者，历史上多有争议。唐宋以
前，人们都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著。如西汉时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吴国
的韦昭、唐朝的刘知几等都持此说。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可以得知《国语》的成书经
过为：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之作传，即《春秋左氏传》。后来，左丘明不幸失
明，但他“雅思未尽”，根据传注《春秋》时所剩材料，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
编著了一本《国语》。故《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春秋左氏传》被称为《春
秋内传》。然而，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一事提出异议，现代学
者中也有人认为《国语》是在战国初年编辑而成，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都记载《国语》为21卷，与今本相同。其体
例是分国记载，有《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书》9卷、《郑语》
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
    《国语》记载史实的时间，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76年），下至韩、
赵、魏灭智伯，共约500年间的历史，但《国语》不是编年体，它是以国分类。《国语》
中《周语》排在最前面，内容也很丰富，它又和鲁，齐、晋、郑、楚、吴、越并列，所
以又不像严格意义上的分国史体例。《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多，内容最丰富，其卷数
占整书的近一半，相比之下，其他国的记载就很简略了，如《郑语》，仅记载了桓公与
史伯的对话。因此，有人将《国语》称之为《晋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国语》与
《左传》之间的关系，有继承，又有发展。《国语》记事与《左传》相同者有60余事，
而史实中的细节，又有8事与《左传》不同，可见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左传》
记周王室事迹很简略，《国语》则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10王
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
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
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
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
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
总之，《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补《春秋内传》——
    《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将《国语》
列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
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
《国语》体例的发展。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记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
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
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的原始资料来源不同，
所以其文风也不很统一，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采的各地民风：“周鲁多平衍，
晋楚多尖颖，吴楚多恣放。”（崔述《沫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各有风格、各有特色
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运，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用语
言记史，生动、精练，为历代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
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如此大事，包括两国最高层的谋略，
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除表
现重大历史事件外，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
语》“召公谏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
妄图用高压手段压制来自人民的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
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
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
《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
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
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
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因宋庠字公序，故
称）。另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
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
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易于阅读。

29　《战国策》

    西汉时，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
一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此类错误屡见不鲜。朝廷便
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宫廷密室所
藏战国史料，分别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
书》，刘向以国别划分，把6种书的资料，分别编入12国中。因这些材料大多是记述战
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然而，《战国策》里
并非尽是策士的说辞，还有诸如“豫让刺襄子”、“荆轲刺秦王”之类记载，所以，不
能仅视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游说之辞的汇编，它还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
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杂史。
    《战国策》，33篇，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间的历史。
因此书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不合于儒家的思想，故被儒家所排斥，未得在
世广泛传播，后来便逐渐残缺不全。如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有《蒯通说韩信自立》
一篇，曾被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淮阴侯列传注》所引，但后来《战国策》中此篇佚失。
据《崇文总目》称，共散失11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中访求书籍，
并加以校订，正其谬误，又重新凑足了33篇。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巩所校订的
《战国策》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在篇目上已有出入。所以，历史上就存有两种文
本的《战国策》，刘向所编为古本，曾巩所校补的为新本。
    今本《战国策》的篇目如下：
    1．《西周策》1篇，分为17章。2．《东周策》1篇，分为22章。3．《秦策》5篇，
分为64章。4．《齐策》6篇，分为57章。5．《楚策》4篇，分为52章。6．《赵策》4篇，
分为66章。7．《魏策》4篇，分为81章。8．《韩策》3篇，分为69章。9．《燕策》3篇，
分为34章。10．《宋卫策》1篇，分为14章。11．《中山策》1篇，分为10章。以上共33
篇，486章。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而订定的。
吴师道所著《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另有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近人金正炜
有《战国策补释》。东汉高诱曾为旧本《战国策》作注，今残缺。1973年，湖南长沙马
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
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
    《战国策》的作者是谁？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它是由多种书编订而成，显然不会是一人所作。人们对作者所处时代作了大量考证，
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战国时人作。
    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如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等，故可断定其中大
部分是战国时人著的；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如古本有《蒯通说韩信自立》，大概
就是楚汉时人的著作；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边通、
主父偃等都好“长短纵横之术”，蒯通还撰有《隽永》凡81首，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
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
书》、《修书》，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隽永》，
而蒯通可能就是《战国策》一书的作者之一。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还缺乏确
实的根据，如果说《战国策》的一部分是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还有一定的道理。
    《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
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的历史记
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
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
《楚汉春秋》、《秦楚之际》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
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
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之史料，是司马迁修
《史记》取材的唯一史料来源。
    《战国策》很多篇是战国时人或稍后时人所著，其底本又是各国史策，故其中史实
比较可信，真实性亦高。故司马迁修《史记》，采用《战国策》的史料计有八九十处。
在战国诸子所著书中，也屡被征引。例如《楚策四·客说春申君》，见于《韩非子·奸
劫弑臣》篇；《魏策一·文侯与虞人期猎》，见于《韩非子·说林》篇；《秦策一·张
仪说秦》，见于《韩非子·初见秦》篇；《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见于《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篇；《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见于《吕氏春秋·知士》篇；《齐策
三·孟尝君在薛》，见于《吕氏春秋·报更》篇；《魏策一·魏公叔痤病》，见于《吕
氏春秋·长见》篇；《魏策二·魏惠王死》，见于《吕氏春秋·开春》篇。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战国时史料亦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
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活剧，
《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
至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
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
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
    《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
《战国策》的影响。《战国策》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
的写法，亦为汉赋所继承。
    刘向为《战国策》一书命名，也同时为那段纷纭复杂、多姿多采的历史命了名——
“战国”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可看做是刘向编校《战国策》的额外收获吧。

30　《周礼》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历史记载和历史
典籍最丰富、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
《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
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
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
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
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
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
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
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
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
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
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
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
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
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
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
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
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
“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
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
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
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
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
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
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
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
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
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
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
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
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
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
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
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
“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
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
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
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
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
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
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
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
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
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31　《礼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其成书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一。
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由汉人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
以区别于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礼记》也是一篇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其第一
篇就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
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
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主要
原因。
    《礼记》共20卷49篇，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
    首先，该书49篇中，仅关于婚丧祭礼的就有17篇之多，它对于研究先秦以至秦汉时
代的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礼运篇》中记叙了儒家学派闪光的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
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
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
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
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
    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
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
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
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
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
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
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
    这是科学的治学方法。《学记》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语言闪现着中国
古代教育学理论的精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又次，《内则》中记载的家庭规制和敬老制度，《大传》中尊祖敬宗和大宗小宗的
区别，《大学》中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等等，对于研究
古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索2000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具
有重大参考价值。
    当然，《礼记》中也有许多糟粕的东西，需要在研究时批判吸收。又由于他成书较
晚，又经汉儒的整理，除了有残缺篇章外，还有可能混入了秦汉时代的东西，阅读时需
要谨慎，认真参阅后人的研究成果。

32　《史记》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
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
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
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
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
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
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
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
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
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
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
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
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
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
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
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
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
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
“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
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
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
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
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
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
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
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
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二，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
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
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
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
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
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
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
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
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
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
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
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
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
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中充分体现司马迁重视经济的篇章
有：《八书》中有两篇：《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
的经济情况。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辈。可以这样
说，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
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
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
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
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
《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
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
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
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
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
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
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
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
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
·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
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
之作注释。到南北朝时，由于经学衰微，玄学佛学继起，南朝刘宋的裴骃才开始为《史
记》作《集解》。隋唐时，又有司马贞为之作《索隐》，张守节为之作《正义》。北宋
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
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
《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33　《汉书》

    《汉书》，又名《前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
个部分组成。自《汉书》以后，历代仿照它的体例，相继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
西咸阳东）人，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
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意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
“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
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9岁便能作诗文，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
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因父丧回故里，并整理
班彪的《后传》。
    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编纂《汉书》。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
固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兄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
来班固的书稿时，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
后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班固与陈宗、
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视本纪》，后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
    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裁定正宗经学，
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初年
（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
叛而畏罪自杀，班固受株连，先被免官；后又因洛阳令种竟，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
机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
    班固纂述《汉书》，始于永平初年，至建初七年（82年）
    才告完成，历时25年之久。全书记载起自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终于新朝王莽败亡，
共230年西汉的历史。它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计100篇。其中，
表8篇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来由他的妹妹班昭和扶风人马续相继补撰而成。因此
《汉书》撰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
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
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
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
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
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
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
《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
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
《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
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
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
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
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
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
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
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
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
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
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
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
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
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
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
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
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
《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
《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
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
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
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
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
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
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
《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
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
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
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
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
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
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
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
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
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
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
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
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
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
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
南亚诸国史。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
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
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
注都已失传。现存《汉书》的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属于较完备的注本。
另外，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
可以参考阅读。

34　《前汉纪》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世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记》相区别，故称之为
《前汉纪》。
    《汉纪》的编撰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148—209年）。荀悦字仲豫，颍阳
（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
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
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
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
职。
    东汉末年，政归曹操，汉帝形同虚设。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
其所辩论，通见政体，所谓为政之术，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议论，为汉帝所深喜。
    汉献帝喜好读历史书，可每读班固《汉书》，即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
《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缩编。
    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
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
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
轨，不损其业。”今以此五原则作《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
观矣。”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
30卷：
    《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
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
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
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
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
    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
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
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
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
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
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
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
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
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
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钞”《汉书》，而是在运用编
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
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
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
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
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
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
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
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
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
“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
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
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
“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
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
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
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
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
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
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
年间刊本为较佳。

35　《后汉书》、《续汉书》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
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
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
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
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
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
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
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
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
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
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
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
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
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
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
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
“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
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
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
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
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
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
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
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
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
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
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
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
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
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
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
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
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
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
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
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
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
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
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
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
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
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
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
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
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
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
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
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
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
《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
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
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
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
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
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
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
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
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
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
《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
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
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
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
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
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36　《后汉纪》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
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
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
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
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
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
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
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
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
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
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
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
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
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
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
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
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
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
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
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
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
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
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
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
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
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
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
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
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
“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
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
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
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
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
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
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
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
《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
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
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
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
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
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
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
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
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
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
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
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
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
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
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
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
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
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
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
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
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
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
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37　《三国志》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
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
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
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
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
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
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
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
—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
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
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
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
《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
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
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
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
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
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
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
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
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
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
寿彝先生说：
    “《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中
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51页）。这话是很确实的。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
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
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
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
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
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
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
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
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
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
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
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
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
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
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
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
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
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
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
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
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
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
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
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
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
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
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
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
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
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
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
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
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
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
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
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
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
“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
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
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38　《晋书》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
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
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
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
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
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
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
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
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
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
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
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
（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
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
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
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
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
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
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
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
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
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
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
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
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
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
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
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
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
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
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
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
《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
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
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
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
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
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
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
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
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
《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
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
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
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
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
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
《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
《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
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
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
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主要有三条：
    其一是宣扬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书中对晋朝的开国，作了
神意论证，大谈兴亡有运，不可以力争等陈词滥调。书中又大讲孝亲尊君等封建伦理，
详述王祥卧冰得鲤等等孝亲的事迹。天命有常与孝亲忠君相配合，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意图是明显的。
    其二是成于众手，疏漏牴牾之处甚多。《晋书》在这一点上，一直受到讥评，清人
张熷在《读史举正》中，揭出《晋书》谬误多达450余条，可见问题的严重。
    其三是对琐事异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采摭了大量鬼神妖异、因果报应等荒诞
迷信的材料；也记载了很多无关大体的琐碎小事，如记述苻朗如何善于识味，卫玠如何
美仪容等。《旧唐书·房玄龄传》中说这部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是一针见血
的。